在赋役制度方面，隋唐建国时期都采用了轻徭薄赋的措施。中国的赋役制度起源很早，夏商周就已存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生剧烈变动，赋役制度也随之产生变革，打破了过去的井田制而出现了“履亩而税”的新税法。鲁国、齐国、郑国、秦国先后实行了税亩制，军赋也逐渐变成田赋构成“履亩而税”的内容。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从而结束了战国时赋税制度混乱不一的局面。汉承秦制，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封建赋役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占田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加以战乱之际，人口变动大，难以征收人头税，因而废除了秦汉以来的算赋、口赋，实行租调制度。租指田租，调即户调，也就是户税，此制从魏晋实行，北魏自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后，规定一夫一妇的均田户，每年要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租调。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规定18岁至60岁为丁，要负担租调力役。一夫一妇为一床，每年交纳租粟三石，桑田者交调绢四丈，麻田者交调布六丈，丁男服役一月。次年又减轻租调力役，规定成丁年龄为21岁，受田年龄仍为18岁，前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力役。调绢由每年四丈减为二丈，力役由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开皇十年(590)，又规定50岁以上者可“免役输庸”，即纳布帛以代力役。唐代在中叶以前规定，每丁每年纳粟二石；纳绢二丈，绵二两，或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服役二十天，如不服役可以绢代役，每日三尺，二十日六丈，称为庸。
租调力役的减轻和输庸代役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使唐朝府库也极为充实丰盈，市场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725)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15文到20文上下，最贱时达13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一匹200文左右，唐玄宗时“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一身兼职40多个，广收贿赂，金银珍宝等资财无数，仅库存绢帛就多达3000万匹。从现有文献资料及遗存文物看，盛唐时国力强盛确为历代罕见。
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激烈和均田制的迅速瓦解，尤其是安史乱后的国力衰落，唐朝的租庸调制难以继续下去了。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下令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两税法一改租庸调以人丁为本的征税方法，确定了以土地、财产为纳税主体、以钱为纳税计算单位的制度。“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人两税……其月，下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此外敛者，以枉法论。”
两税法减少了纳税项目，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使人民得到很大的便利。两税法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比之过去租庸调制按人丁课税更为合理。这样，一些官吏、客户及商人都要纳税，改变了过去权门隐占人口的状况。两税法的实施不以人丁为本，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这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但是在两税法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严重的问题。如两税之外实际仍有种种加征，田亩税除部分征粮外还要征钱或征帛，以税代役仅仅维持十几年便被废止，而最重要的是两税法的实行使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
总之，两税法的实行符合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废坏后的社会经济情况，并为此后的赋税制度打下了基础。但是，唐朝后期的社会经济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始终未能再恢复到盛唐时的繁荣反而衰败下去，最终导致农民起义使唐王朝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