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三丑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2〕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3〕,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4〕,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立此存照”(一)
海派《大公报》〔2〕的《大公园地》上,有《非庵漫话》,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题为《太学生应试》,云:“这次太学生应试,国文题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理科的是《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书的原文附在题后。也许这个试题,对于现在的异动,不无见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学生对于这两个策论式的命题,很有些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太学生在试卷上大书:‘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某试官见此生误佗为他,辄批其后云:‘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后,并未作文,仅书‘若见美人甘下拜,凡闻过失要回头’一联,掷笔出场而去。某试官批云:‘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临考试而动爱美之兴,幸该生尚能悬崖勒马,否则应打竹板四十,赶出场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资谈助者。”
寥寥三百余字耳,却已将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写尽,令人觉自言“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3〕者,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国文亦良难:汉若无赵他,中华民国亦岂得有“太学生”哉。
鲁迅对科举制及考试制度评价就这些,其余的如《孔乙己》《白光》等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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