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依法断流 阅读选择及翻译供参考：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赦令自首，不肯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眹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眹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皇上因为兵部郎中戴胄为人忠心清廉公正正直，提拔为大理寺少卿。皇上因为候选人大都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下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处死刑。没过多久，有伪造做官资历的人被发现了，圣上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当流放。”皇上愤怒地说：“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说话不算话吗？”戴胄回答说：“下令的人只是因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陛下因为愤怒候选人的作假，所以想要杀他，然而既然已经知道不可以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保存大的信用。”皇上说：“你能够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戴胄这一次触犯圣颜而坚持执行法律，言辞像泉涌一样，皇上都听从他的，天底下没有被冤枉的人了。
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时喜怒所发。陛下以一朝忿将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于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违信，臣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从其言。迁尚书左丞。矜其贫，特诏赐钱十万。（节录《新唐书•戴胄传》）
唐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却让我失信于天下人，你说怎么办？”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发泄了一时的喜怒情绪。陛下出乎一时情绪激动打算杀掉他，冷静考虑觉得不能这样做之后押送大理寺依法惩处，这正是克制个人情绪而留存大的信用。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背离法律所应有的信用，我就要替陛下惋惜了。”唐太宗听了大受感动而醒悟，赞同了戴胄的说法。
贞观六年，戴胄被调任尚书左丞。唐太宗同情他家贫困，特地下令赏赐给他十万钱。
译文：有弄虚作假的违法事件被暴露，戴胄按法律判处（违法者）流放。
唐太宗说：“我已下诏令处不自首的人死罪，现你却只判处流放，这是（等于）向天下人展示（我）不守信用，你想出卖诉讼（意思是抗旨枉法）吗？”戴胄说：“皇上立即杀掉他，不是我能管得到的。既然交给有司办，我不敢损害法律。”
皇上说：“你自己要按法处理，难道叫我丧失威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的最大信用的依据；（皇上）说的话，（不过）是当时喜怒的发泄罢了。如果顺从（自己）的感情而违背法律，我替皇上（的圣明）惋惜。”
皇上（为此）高兴。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经被召到朝廷，不将佩刀解下，从东阁门进入，出阁门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提出意见，监门校尉没发觉，应当抵死罪，长孙无忌误将刀带如宫中，囚禁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没有发觉，长孙无忌带刀进入，同时失误的事。而大臣对于至尊，不能说失误。按照法律说：供给皇帝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符法律的，都是死罪。陛下要是考虑到他的功绩，这就不是法律所能决定他到底出什么罪的了，要是根据法律，罚铜又不符合规定。”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有什么可以因为长孙无忌是皇室亲族，就想枉法的？”就另外在议论。封德彝还是持以前的意见，太宗要采纳他的意见，戴胄又反驳启奏皇帝说：“校尉因为长孙无忌而受罪过，在法律上应当从轻，如果说长孙无忌的失误，就是一个人情，可生死却不同，还要请求。”太宗于是免校尉死罪。
这时，朝廷大开检举之风，有的诈骗自己资产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致死罪。有时又说慌的人事情泄漏，戴胄根据法律料理并启奏皇帝跟流水一样快。太宗说：“我刚开始下大赦的命令，不自首的人死，现在根据法律断案，把无信显示给天下了。”戴胄说：“陛下那时就杀他，不是我能够管的，既然交给了所主管的官，我就不敢枉法。”太宗说：“你自己守法，而使我失去信义么？”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给天下施大的信义，说的话，是当时喜怒的发泄。陛下一时生气，而允许杀了他，既然知道不可以，就把他交给法律，这是忍耐小的生气而保留大的信义，我私下里为陛下珍惜。”太宗说：“我运用法律有失误，你能把他更正过来，我又担忧什么呢？”
戴胄办案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后，监门校尉始觉。
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
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误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拒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
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
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
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e（吴兢《贞观政要·公平》）。
这时，朝廷大开检举之风，有的诈骗自己资产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致死罪。
有时又说慌的人事情泄漏，戴胄根据法律料理并启奏皇帝跟流水一样快。太宗说：“我刚开始下大赦的命令，不自首的人死，现在根据法律断案，把无信显示给天下了。”
戴胄说：“陛下那时就杀他，不是我能够管的，既然交给了所主管的官，我就不敢枉法。”太宗说：“你自己守法，而使我失去信义么？”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给天下施大的信义，说的话，是当时喜怒的发泄。
陛下一时生气，而允许杀了他，既然知道不可以，就把他交给法律，这是忍耐小的生气而保留大的信义，我私下里为陛下珍惜。”太宗说：“我运用法律有失误，你能把他更正过来，我又担忧什么呢？”。
贞观元年，戴胄任大理寺少卿。
当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经被传召，没有解除佩刀进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守门校尉没有察觉，其罪应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将佩刀带进去，责罚二十斤铜。
皇上同意了。戴胄反驳说：“校尉没有察觉和无忌带刀进入，都是失误啊。
臣子对于君王，不能够以失误为借口，法律上说：‘供奉君王汤药、饮食、舟船，有所失误没有按照法令的人，都处死刑。’陛下如果考虑到长孙无忌过去的功劳，（不加治罪，）那就不是司法部门该管的事了；如果按照法律处理，罚铜并不恰当。”
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是天下人的法律啊，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屈法顺情从轻处理他呢”责令重新定议。德彝仍然执行原来的判决，太宗将要同意这个判决。
戴胄又说：“校尉是因为无忌的失误才获罪的，按照法律，他的罪过应当比无忌要轻。若论失误，他们的情形是一样的，可是一生一死，轻重悬殊。
我冒昧地坚持自己原来的请求。”太宗赞许他，终于免除校尉死刑。
译文：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漏，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
太宗说：“我开始下令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 *** 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
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不到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品性坚贞正派，才情气度精明强直，善于理顺各类文书簿册。贞观初年，大理寺缺一名副职，唐太宗说：“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戴胄清正刚直，就这个人吧。”当日就任命戴胄为大理少卿。有一天，长孙无忌被太宗召见，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东上阁门。尚书左仆射封德彝定罪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该判死罪；长孙无忌罚款赎罪。戴胄反驳说：“监门校尉与长孙无忌二人所犯的罪性质是相同的，臣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帝王面前都不能强调什么失误。法典明确规定：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即使是失误也都得处死。陛下如果记念长孙无忌的功劳，要原谅他是可以的。如果只是处罚长孙无忌，却处死监门校尉，这样判决，不能说是符合法典规定。”唐太宗说：“法律是天下人公有的，我怎么能偏袒皇亲国戚呢！”于是下令重新议论二人之罪。封德彝坚持己见，唐太宗打算许可。戴胄急忙争辩说：“不能这样处理。监门校尉是因为长孙无忌才获罪的，按法律规定应从轻处罚。如果都算失误，就不该只处死监门校发尉。”因此，长孙无忌和监门校尉二人都被赦免。
当时，参加取士选官的士人们都聚集到京城来，有的士人假报资历出身家世或造假凭证，希望获取委任。唐太宗下令，准许这种人自首；如不自首，一经查实就处死。不久，有个作伪得官者行为败露了，罪证完备后，戴胄按照法律判处流放。唐太宗责问戴胄说：“我下了命令，作伪者不自首一经查实就处死，可你现在却只判流放，你这是向天下人宣示我讲话不讲信用，你是卖弄权力去讨好人呀？”戴胄不慌不忙地说：“陛下如果立即杀掉他，那就不是我的职权所管得了的。可是，既然已经移交给我处理，我敢毁坏法律吗？”唐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却让我失信于天下人，你说怎么办？”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发泄了一时的喜怒情绪。陛下出乎一时情绪激动打算杀掉他，冷静考虑觉得不能这样做之后押送大理寺依法惩处，这正是克制个人情绪而留存大的信用。如果曲从个人情绪背离法律所应有的信用，我就要替陛下惋惜了。”唐太宗听了大受感动而醒悟，赞同了戴胄的说法。
贞观六年，戴胄被调任尚书左丞。唐太宗同情他家贫困，特地下令赏赐给他十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