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一开始确实做到了，它以郡县制为根本，辅以发达的交通网络和文书系统为技术支持，建立了一套超前的中央集权制度。可以这么说，秦帝国是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由中央直接向每个农民征税的国家。这种集权方式有极大的好处，既可以确保稳定税收，又能确保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应付战争或其他大型工程。
因此能掌握这两大优势的王朝都是史上闻名的大盛世，即便是秦隋也不可谓不盛，只是过度透支了动员力，以至劳民伤财，随即短命而亡。但经济发展是波动且弹性的，靠一时丈量土地、审查户籍所建立起来的固定制度随时间的推移，会渐渐不符合现状，从而失去一开始的高效率。
根据封建社会经济规律，土地产权会逐渐向少数人手中转移，这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产权发生变化就意味着人身关系也发生变化，自耕农们一开始尚能自给自足，失去土地后，就只能成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农。而成为佃农的自耕农越多，就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越低。
这时候，地方上的豪强势力便有足够的利益动机，瞒报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在其自身势力扩充的同时削弱中央的势力，成为中央集权制度最大的离心力。而缺少了税收和人力的中央政权，在抵御外部侵略和赈灾等问题上，会越来越力不从心，从而导致新的动乱因素。
那么，如果中央态度十分强硬，开始重新丈量划分土地，清查人口，夺回对社会基层的控制权，是否可行呢？这个想法看似巧妙，可是在乱世之末，多数人口失去土地和产业后沦为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众望所归。但是政局稳定之后，再设法破坏既有的产权关系，势必损害地主集团，甚至一部分自耕农的利益，从而遭致激烈的抵制。
古代的社会资源说白了就是土地，当新王朝建立之初，土地资源被重新分配，从皇族贵族官吏乡绅富商地主到农民，都能较为合理地分配到一些土地，这个时候土地财政也最为健康，因为千百年来王朝的主要收入只有两块——田赋和盐税。
等过了百余年以后，这个初始分配的资源自然就向经营的好的，也是混得好的人手里流转，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就会变成佃户。但是这个时候，国家往往还能享受到人口红利，即结束战乱以来的太平盛世，人口到这时会大为增加，所以国库收入是增加了的，随之开支也会增加起来。
当再过了两三代以后，土地会越来越像豪强手里集中，出现了寡头，这些人占据全国八成的土地，但是不交或少交税，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开始出现流民，国库收入骤降，但是开支还下不来，政府财政吃紧，基建停滞。古时候的基建只有一个内容，就是河道疏浚加固围堰，这时候好了，就等着天灾来吧，两三百年这个区间，是会经历几次气候变化的，这时候国家财政破产，大量流民四处游荡，豪强地主继续吃香的喝辣的，社会激变一触即发，这个导火索可以是外来的，也可以是内部的。
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中央王朝和地方豪强争夺土地和人口的角力，这个过程如天平般左右摇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封建小农经济从繁荣到凋敝的周期。而300年，基本就是这一周期的最大值。实际这个两百多年是个经济规律，是按照古时候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的流转速度来决定的，所以再盛世的王朝，再勤勉的皇帝，也难逃这个经济规律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