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于13世纪20年代就开始传入与中国邻近的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基本相似，因此朱子学在传入后不久便融入了当地文化。14世纪至16世纪，日本朱子学摆脱了禅学的束缚，并与原有的神道相结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后来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更是把朱子学奉为“官学”。从此，朱子学在日本进入了鼎盛时期，朱子学不仅作为修身齐家的理论，而且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武器。明治维新之后，许多日本思想家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继续潜心研究朱子学，以寻找实现“道德之教”的良药。1890年，日本天皇公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方针，这标志着朱子学在日本已逐渐融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朱子学最初传入朝鲜缘于移民，但其在朝鲜的主要渠道却是靠两国官方学者和学术机构的相互往来。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是朝鲜李朝时代的鼎盛时期，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朱子学在朝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各种独立的朱子学派的相继出现，朝鲜产生了自己的朱子学集大成体系（退溪学），朱子学已成为朝鲜民族自己的文化，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正统地位。朱子学在朝鲜半岛所产生的影响，并不逊于其在中国本土的影响。不仅如此，朱子学还通过退溪学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朝鲜人民仍尊朱子家礼，崇尚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及人生价值观。
朱子学一传入越南就受官方重视，当时的陈朝还直接效仿中国以朱子《四书集注》取士的科举制度。而在后来的黎、阮两个朝代中，统治阶级更是大力褒扬朱子学。他们把朱子学立为正统的国家哲学，作为其建国治民的指导思想。朱子学也对越南社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现今保存的越南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就明显地受到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伦理道德思想更是渗透到越南人的思想中，成为他们行为的指南。一位英国学者说：“儒学（主要指朱子学）在越南取得非凡胜利。它把‘五伦’尤其是家庭关系的伦理在社会中扩展到最大限度。”（节延凌译《中世纪的越南和柬埔寨》）
近代，随着华人的不断外移，朱子学开始传播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及马来西亚等国。华人为了把儒家思想传播给下一代，他们在所属国创办华文学校，把《四书》、《五经》列入当地华文学校的主要课程。东南亚的华人还把朱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他们个人发展模式；作为他们“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新加坡政府甚至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具体化，赋予现代化和新加坡化的内容，把其当作一以贯之的治国之纲。20世纪中叶以后，东南亚更是兴起了一股朱子学研究热，他们把朱子学作为解决西方物质文明给社会带来弊病的方法，认为朱子学是治心之学，加以推崇。
欧洲人知道朱熹是从16世纪开始的，其影响主要在知识界。17—18世纪，朱子学在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曾研究过朱子学，并从中吸取营养。而朱子学对18世纪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在朱子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并发表了关于“道”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康德、叔本华也同样深受朱熹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康德，他在《宇宙发展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假说，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他被称为“歌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在1634—1742年间，欧洲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从而使欧洲学者对朱子学进行更深入地研究，这为朱子学西传提供了大好机会。
美国到18世纪才由来华传教士传入朱子学，但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对朱子学的研究却出现了热潮，其不仅而且大力投入研究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的资金，（仅1958—1970年，投入经费就达7000万美元）。还出现了不少研究朱子学的专家及其著作，美国大多数学者对朱子学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也间接地受到朱子学的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加以研究。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中，对它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过一些负面消极的影响。如受朱子学影响较大的朝鲜、日本、越南，曾经在一些人看来“罪恶无过不孝，无论是犯下什么过节，只要是为了尽孝的话，都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谅解”。又如越南“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人民中存在着儒教徒的行为（主要指特别的贞节，独特的居丧行为等）。特别是朱子学成为它国官方思想之后，被封建统治者用作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工具，桎梏人们的思想，使得思想愈来愈僵化等。这些都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总之，朱子学能在海外流传，并与它国文化相交融，成为一些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然有其生存的价值。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历史过程，有力地证明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社会张力。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许多国家的学者通过对朱子学的研究，从中找出东方文化中适合西方社会的部分，从而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努力。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5世纪：儒学传入，加速日本文明进程
公元5世纪，中国儒学东传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进入7世纪，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形势密切相关。自6世纪后半期起，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摄政的圣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来表示官吏等级的高低；次年，颁布作为各级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以儒教伦理作为指导思想。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一条)、“群卿百僚，以礼为本”(第四条)、“信是本义，每事有信”(第九条)等，都是受到中国儒家君臣秩序与五伦观念的显著影响。尽管《十七条宪法》不是法律，但却构造了未来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则，为日后的大化改新所继承。
不仅如此，日本天皇年号也与中国儒家文化同出一辙。根据我国学者统计，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在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孝经》、《周礼》、《孟子》、《论语》、《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长期是落后于‘中华’之国——中国的后进国，接着是落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后进国，所以它在能够创造出达到先进国水平的意识形态以前，必然要从先进国进行移植。”此语不虚。
7世纪：日本成为儒教徒的国度
7世纪中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儒学得到广泛发展，封建统治者试图从中找到可资统治的理论根据。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人”是其主要特征。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进一步强调“以德行仁者王”。这一思想直接为孝德天皇 (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诏书中说：“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复当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圣王之迹”，就是像尧、舜那样以德治天下，达到天下归心。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时，兼收了儒学思想中的“ 天命”观念，由这一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19世纪仍有很大的市场。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加速了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儒学正是因社会的需要而被引进、传播与发展的。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时期，颁布《大宝律令》，将《周易》、《尚书》、《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孝经》、《论语》等，作为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儒学，使其辐射整个社会。从五世纪初开始，日本就从中国大陆输入儒学，在隋唐时代又从中国引进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奈良时代，出现了三教合流，佛教与儒教一样具有安慰人心、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但与佛教相比，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江户时代：儒学被异化为御用工具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受到异常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一方面，它已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将儒家伦理作为巩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思想武器。日本学者指出：“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对学术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从伦理上维护封建社会的学问的有效性。因此，日本朱子学尤其本土化的特色，直到江户时代，一直是重要的统治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