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中，位于福建东南一隅的莆田市（古称兴化军、兴化府），似乎是个并不显眼的小地方。然而，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宝库中，莆田“文献名帮”不但能以其光辉灿烂的累累文化硕果为世人所称颂，而且能以其求真、向善、重教、崇德的文化特色，在各地域文化中独领风骚，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就文献名邦四大特色的成因及其现实意义，进行初步的探讨。
求真——名邦之支柱
按照宋代大思想家朱熹的解释，“文”为贤者，“献”即典籍。也就是说，莆田是个盛出贤人和文章著述的好地方。一般来说，能获此殊荣的地方，必定具备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为先决条件。但据考证，莆田的文化历史并不长，自唐末开发至今，总共才1300多年，这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原文化相比，莆田文化的起步，至少要落后2000多年。然而，就在这方落后贫穷却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上，自唐朝中叶以来，莆田文坛人才辈出，涌现出如黄滔、徐寅、蔡襄、郑樵、林光朝、刘克庄、黄仲昭、郑纪、柯维骐、林兆恩等一大批在福建、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家。尤为可观的是，莆仙人（莆田仙游）著书立说的势头，从刚起步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强劲势头：唐末25部，宋朝即高达2632部，其中《全宋诗》精选（第七三四二页）作者黄中庸（1030－1110），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红楼梦》四大家族中生活原型黄氏先祖由巩溪徙军城始祖西驿前街府西巷（即今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其黄太常寺卿第故居尚存）。北宋景佑甲戌进士大理寺评事黄宠之子。黄中庸从小受到其父宋进士宝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的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佑四年（1052）中福建乡试举人，次年，赴京会试第一，即会元；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历官江西安福知县、县令，北宋治平四年(1067)后，司马光温国公荐其才任太常博士擢广西北海通判，旋任邵武知府，后召入朝为太常卿，入值总理太常院，主持修撰皇帝起居礼宾司庙会，起草礼仪诏诰。 与欧阳修、包拯、赵拚、刘敞、文彦博、富弼、王尧臣、韩琦等齐名，天性浑厚，为人仁惠。温国公司马迁荐其才，授浙江提刑。为官宽惠，能断奇狱，所活甚众，浙人德之。去日，士民乞留，以温公论荐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后蔡京恶之，贬为太常博士，辞之，名入元佑党禁而致仕焉。元朝虽有些下降，为60部，但到明朝又升至944部，至清朝也仍有470部之多。单就乾隆时修撰的《四库全书》，莆仙人的著作就有43部831卷被收入其书，还有37部345卷被当作存目收录。在如此众多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皇宫巨著和传世佳作，其中北宋蔡襄所著的《茶录》、《荔枝谱》等园艺名著，已被翻译为英、法文流传国外；南宋郑樵著述的《通志》200卷，是莆田自古以来一部影响最大和最为久远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学术界把《文献通考》尊称为《三通》，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南宋著名文学家刘克庄所著的《后村先生大全集》，也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巨著。
莆仙人的文章著述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最主要的原因，即是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求真”两字，也就是说，追求真理和追求科学，是千百年来莆仙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因而才使得这些作品不但能名重一时，而且流传百世。其中最具代表必性的人物为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他的一生几乎全都是困居在莆田西北万山之中的夹漈山间。然而，就是这位山林穷儒，不但为中国文化奉献出一部继《史记》之后的纪传体通史，而且为莆田“文献名邦”作出了六个重要的贡献：一是以山林穷儒之身在高山虚谷中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划时代的史学世着；二是有志于建设科学；三是提出“《诗》、《书》为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科学论断；四是力倡知识分子要与广大劳动人民交换知识；五是强调学习翻译学以吸取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化。可以说，郑樵和他著述的《通志》，对莆田“文献名邦”地位的确定和得到社会公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郑樵之所以民为一位千古传颂的伟大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是因为其作品和学术思想无不充满着“求真”的气息.因此，“求真”是郑樵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由于有郑樵这样一大批仁人志士以“求真”的精神，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才支撑起莆田“文献名邦”这座巍巍于八闽大地的文化大厦。一方水士养一方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郑樵之所以能在高山虚谷中着出一部“集天下书为一书“（《夹漈遗稿·上宰相书》）的《通志》，他的科学精神之所以能走在中世纪的最前头，这除了郑樵本身的特殊天赋和超凡智慧外，还与郑樵家乡莆田的人文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郑樵从小就是一个穷困潦倒之人，他自己曾说过“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夹漈遗稿·与景韦史投宇文枢密书》）；“伏念臣樵幼而孤苦，长而穷困，视屋漏以无愧，闻鸡鸣而不已。所赖闽中无兵火之厄，可以见天下之书”（《夹漈遗稿·上殿〈通志〉表》。可以想像出，如果当时莆田没有特别丰富的民间藏书让郑樵借读参考，郑樵是很难读尽天下八分阶段书和着出《通志》的；更重要的是，郑樵科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从兄郑厚和林霆、林光朝、方翥等一批也是富有求真精神的好友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郑厚对郑樵的成长和思想形成过程，有相当大的关系。郑厚（1100～1160），字景韦，莆田县新县镇巩溪村人，他不仅是郑樵小时候的良师，也是一个“厚仰视韩愈如有及”和“使厚入司台谏，则世无豺狼迹”（《夹漈遗稿·与景韦投宇文枢密书》的一代名儒，南宋名相龚茂良把郑厚视为“莆田文章的开山祖“。郑樵也在《夹漈遗稿·与景韦投宇文枢密书》中明确提及自己与郑厚的学术关系是“厚失之易，得樵而后峻；樵失之纷，得厚而后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
况且，郑樵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向天下倡题物理实学的科学思想家，是因为他“结矛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相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通志·昆虫草木序》如果没有资源丰富的夹漈山为郑樵提倡观赏和研究动植物情性的基地，如果没有那些田夫野老与郑樵交换知识，那么，即使郑樵有多大的天赋，也是难有如此高明之见。由此，我们认为，只有在莆田这方充满着“求真”的沃土中，才能孕育着出像关樵这样富有科学思想的、划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和不朽的《通志》，“求真”不但是莆田文献名邦的擎天柱，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也就失去生命力。过去是今后也必然是。
向善——名邦之灵魂
莆田文化发达，是来自原文化的输入，所以与全国各地一样，莆田的地域文化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自南朝露三兄弟入莆传授《诗》、《书》后，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一直在莆田地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也一直是个儒、释、道三教相容并存的社会，所以道教和佛教的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莆田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无不浸透着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因子。为此，莆田的文人学者一方面坚持儒家的“仁爱”、自强、诚信、和谐、互让、忠恕和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一方面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吸取佛、道两家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理论。而佛教、道教也在以自己特有的宗教形式，向人们推行道德，强调积善消恶等一般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观念，因此佛、道的教化对于莆田民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也产生了一定的功能，从而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出强有力的“向善”行为准则和以“向善”为中心的信仰支柱，并产生了一种具有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具有鲜明的“向善”特色，并且能左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灵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莆田这个文献名邦，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天下奇观的“向善”文化现象：一种是从宋代民间中自然形成的特定民俗文化——妈祖文化；一种是明朝著名学者林兆恩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理论。尽管这两种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完全一致的，即“向善”。林兆恩（1517～1598），号龙江，莆田城厢人。他的“三教合一”理论从刚开始提出，便在莆田家乡这块“向善”的土地上得到迅速发展，之后，他的“三教合一”不但在莆田民间深深地扎下了根，而且还传至海外。及至今日，单在马来西亚一国，三教堂就有近千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和东南亚信仰三一教的人，仍不下百万之众。而妈祖文化随着社会发展，更是形成了一种举世闻无双的，更具世界性影响的民俗文化。
妈祖原名林默，又名林默娘。她生于北宋初年，为莆田湄洲湾畔一个普通宦家之女，在世只有短短的28个春秋。但因她生前慈悲善良，能济世救人，经常为人消灾解难，特别是勇救海难，所以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她“羽化”后，莆田百姓信奉她，崇拜她，就把她作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和护海女神的形象来怀念她和神化她，从而产生了具有一种相当影响力的、具有鲜明莆田文献名邦特色的妈祖文化。这种独特的妈祖文化一形成，不但充盈在莆田在地的上空，成为代代相承的民魂，而且还受到历代朝廷的认可和赐封。从南宋以来，历代朝廷给林默的赐封，从“崇福夫人”，一直到护国庇民的“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纪念她的庙宇，如今已遍布五洲，其数量之多，单在台湾省，就有一千多座，而信奉妈祖的海内外信徒，已多达上亿人！妈祖文化因而成为当今莆田文献名邦一道最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由此可见，只有莆田文献名邦这方充盈着浓厚“向善”氛围的沃土，才能产生像妈祖文化这样超越国界的民俗宗教文化奇观。与其说“向善”是莆田妈祖文化产生的根本，不如说“向善”是莆田文献名邦的灵魂。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灵魂，莆田文献名邦才以其举世无双的文化色彩而被海内外亿万人士所称道。
重教——名邦之传家宝
莆田自立邦之初，就形成一种比他邑更为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从而奠定了莆田文化特别繁荣发达的坚实基础。宋代是莆田重教兴学蔚然成风的时期。自北宋咸平（998～1002）初，莆田就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官办学校、民间书堂、家塾义庄“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使莆田成为当今全国并不多见的一个重要教育中心，从而营造出莆田文献名邦又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科举奇观。
据载，中国封建社会处隋朝至清朝末年整个科举时代，全国各地进士达千名以上的进士县，只有18个县，其中福建省占4个。而莆田一县的历代进士，竟多达1433人，因而雄踞福建省进士县的榜首，其次为晋江、闽县（今福州）和建安（今属南平市）。又据载，宋代所取进士中，每42人中，就有一个是莆仙人。不仅如此，单在宋代，莆仙人中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中赋魁、别试第一名的人数，也是位居福建之首。其中中状元的有陈睦、方天若、蔡佃、李宗师、陈俊卿、黄艾等6人；中探花的有李昭远1人；以赋魁天下者有郑厚、刘夙、林旖、吴铸畴、郑从甫、叶大有等6人；为别试所第一名的有宋椿、林虑、林益严等3人，可谓占尽天下科举风流。更为奇特的是，莆田行民不但创造了中国科举史的奇观，还留下许许多多至今还广为流传的科甲佳话。军城始祖黄中庸曾在驿前街府西巷梅兰与巩溪宋洋创办两所兴化郡著名的“步云书院”，《莆阳比事》称其军城黄氏素有簪缨世济“四代联登八进士和八世十六进士”之美誉。台湾民间赞其侍中黄中庸世家阀阅“文武两状元、两会元、一榜眼、二探花、三尚书、四宰相”，黄中庸宅在兴化郡府西巷（今福建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故居尚存）其军城派下繁衍即称为“军城衍派”一门八世联登进士之盛冠阖莆郡。还有“一家九刺史”（唐代林披的后裔，有九个官至刺史）、“一门五学士（唐黄璞进士，其四子也都同列馆职）、”一科两状元“（1076年文武状元分别为莆田人徐铎和仙游人薛奕所得）、”魁亚同榜”（1138年，莆田人黄公度、陈俊卿同时中状元和榜眼），故有“析榆未三里，魁亚占双标（黄公度、陈俊卿）”和“龙虎榜头孙嗣祖（指宋徐铎与其祖唐徐寅均为状元）、凤凰池上北联兄”之类美谈，如此等等。正由于莆田有如此壮观的科举成就，加上学术昌明，著作如林，所以早在宋朝，莆田就以“文献名邦”（宋度宋赞语）、“闽越之地，邹鲁之邦”（宋真字敕字）、“兴化多进士”（宋王安石赞语）、“莆田人物之盛”（宋朱熹赞语）、“比屋业儒，号衣冠盛处”（宋游酢赞语）、“家习诗书，多出魁人韵士，为中州冠”（宋张友赞语），“莆田，文物之邦”（宋黄公度赞语）、“莆邦文学号邹鲁”（宋黄灏赞语）等美誉著称于世了。莆田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科举和学术成就，除了具有代代相传的、浓厚的重教兴学风气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的读书风气，这就是家贫子读书的勤奋苦读精神。南宋时莆田名儒方渐在分析家乡儒风特盛的原因时，曾形象地说：“闽人无资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而南宋名相陈俊卿在绍兴八年（1138）中榜眼时所说的“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则一语道出了莆田作为东南一小城却能成为名扬四海“文献名邦”的内在原因。因此这句名言，自然也就成了千百年来莆田人民代代相传的家训。
由此可见，重教兴学不仅是莆仙文化名垂天下的根源所在，而且是莆田“文献名邦”最具特色的传家宝。有了这个传家宝，莆田的“文献名邦”，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崇德——名邦之风范
莆田“文献名邦”除了以上所说的求真、向善和重教这三道金光闪闪的文化风景线外，还有一道极其美丽的文化风景线——道德风范的奇观。
莆田的道德风范奇观表现在它是由两个不同社会群体所开创的不同的道德风景线：一条是由士大夫和文人学者以宁死不屈、刚正不阿和身殉职书写出来的名垂史风景线；一条是由平民百姓与天奋斗改造自然所开创出气贯长虹的公而忘私道德风景线。这两条风景线虽然所表现的精神有所不同，但一样都是光照千秋。其中唐著名诗人、福建第一个状元徐寅以“臣宁无官，赋不可改”的凛然气节为唐代文坛传为美谈；南宋状元陈文龙是一个高唱“未闻烈士树降旗”坚持抗元到底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赞他与文天祥“隆名
并峙”，而“一 土松湫相望，双悬日月照乾坤”；明末清初的南京礼部尚书朱继祚坚持抗清，至死不屈，以身殉职，留下悲壮的一页，可与史可法相提并论；清末御史江春霖，对fb当局嫉恶如仇，强烈抨击奸臣权贵，直声震朝野。这些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高风亮节为莆田文献名邦营造出一道光彩照人的道德风景线。而由北宋民间女子钱四娘带领莆田文献名邦举世瞩目、气壮山河的道德风景线。
据载，兴化平原（又称南北洋平原）在宋初仍到处是只长蒲草的盐碱地，要想把这万顷荒了变成万顷良田，只有在木兰溪上修建一条大陂。因此，莆田百姓从唐代开始，就急切期盼早日修建木兰陂。为此，到北宋嘉佑年间，这里的老百姓仍是饱受旱涝之苦，过着饥寒交迫和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天旱人穷，所以严重制约着莆田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钱四娘本是长乐县的一个民间女子，她的祖先是浙江吴越王皇族的后裔，宋初迁居长乐，所以到钱四娘这一代时，她家仍是一个具有万贯家资的富豪之家。长乐距莆田有两百多里路，按一般人的看法，莆田木兰陂建与不建，对钱四娘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她为了拯救莆田一邑生灵免遭旱涝之苦，造福于民，于是她以年轻女子之身，勇敢地承担起修建木兰陂的重任。为了早日筑成木兰陂，她毅然倾尽长乐老家的全部家资10万缗（相当于10万两银子）全部带到莆田造陂。在三年时间的造陂过程中，她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克服千辛万苦，任劳任怨，公而忘私，舍生忘死，直至奉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尽管钱四娘所建的木兰陂在刚建成时就被一场突来的洪水冲毁，但她的伟大精神，却深深地感染了林从世、李宏、冯智日和莆田广大人民，因此，莆田木兰陂在历经两次失败后，终天在北宋元丰八年（1083）顺利建成。正是有了木兰陂，才有了兴化平原“鱼米之乡“和莆田经济的全面发展；也正是有了木兰陂，莆田的文化和教育，才得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严格地说，莆田“文献名邦”也是在木兰陂建成之后才真正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钱四娘不仅仅为莆田人民修筑一座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木兰陂，而且还以她年轻的生命，为莆田文献名邦树立起一道光照千古的道德风范丰碑。所以，自北宋至今，历代莆田人民都把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水造陂女英雄钱四娘当做莆田最优秀的儿女来纪念，并把她尊称为“钱妃”、“钱媛”，历代文人学者歌颂钱四良好丰功伟绩和道德风范的诗文，甚至远远超过对莆田土生土长妈祖的歌颂。公元1962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途经莆田时，特意作诗歌颂钱四娘“清清溪水木兰陂，千载流传颂美诗。公而忘私谁创始，至今人道是钱妃。”
由此可见，钱四娘为莆田文献名邦树立了崇高的道德风范，不仅使莆田文献名邦以更富有特色的面貌屹立在世人面前，而且必将继续激励300万兴化儿女为把莆田文献名邦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