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并不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间这样描述自然状态：“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基于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利维坦（国家）产生。人们将权利转移给主权者。而洛克认为，转移的权利并非所有的权利，转移权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自由行使。换言之，接受国家对权利的限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权利的行使。以此逻辑来推理，国家制定法律，禁止私力救济，以法律限制人的自由，目的是为了保护人们的权利不受侵犯，为了维护一种和平与安全的状态。所以，一些不威胁和平与安全、不妨碍他人自由行使的行为就没有必要用法律去调整。
比如，民法中间的契约关系受法律调整，而好意施惠则不受法律调整；比如婚姻关系接受法律的赋予的权利义务，而恋爱关系却不受法律调整。
基于制定法的滞后性和局限性，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新的关系，一切社会关系法律都可以调整，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考虑法律与自由的关系，人的一切行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切关系均由法律调整，这是公权力对私域自治的极端限制，是极端不理想的社会。
综上所述，法律并不调整一切社会关系。
补充说明，关于楼上说到的“道德不受法律调整”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去探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道德都不受法律的调整。如果认为道德不受法律调整，则承认“道德与法律的分离”，走入“恶法亦法”的实证主义道路。有些道德是受法律调整的，比较强有力的证据就是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和作为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几大原则。这些原则的确立，是道德进入法律领域的表现。“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是新自然法学派朗·富勒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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