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写的是旧中国北平一个外号“骆驼”名叫“祥子”的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塑造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
祥子来自农村，是个破产的青年农民。他保留着农村哺育他教养他的一切，却再也不愿意回农村去了，渴望在城里创立新的生活。近代中国，由于农村的急遽破产，沦为赤贫的农民成批地涌向城市，寻求新的生路。这个形象，是作家对于他们来到城市以后更加不幸的遭遇一个艺术的概括。到了城市，祥子选中拉车这一行，把买上车，做个独立的劳动者，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决心：“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经过三年的奋斗，终于买上了车，可是，才拉了半年，车子被人抢去了。重新积钱，车还没有买上，积蓄又被人勒索去了。再买车，没有拉多久，又为生活所迫，不能不卖掉。
每一场灾难，都是沉重的打击，使他产生过怀疑。但他又努力振作起来，开始新的奋斗。他以坚强的意志和执拗的态度，与生活展开了反复的搏斗，显示出如骆驼一样的坚韧的个性。这种富有特征的性格，充分反映出辗转于城市底层的个体劳动者对于较好的生活的渴望是何等迫切，为此作出的奋斗又是何等顽强。而且，像祥子这样要强的人，进行了这么艰苦的挣扎，结果还是失败，也就更加有力地说明他们卑贱的命运绝不是什么个人的努力所能改变得了的。在祥子的形象里，个性与共性，个人的特殊经历与大家的共同遭遇，社会内容和思想命题，都很好地统一在一起，使这个人物具有较高的典型意义。
悲剧常常是将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坏给人们看。在真、善、美与假、恶、丑，正义与邪恶的社会冲突中，前者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趋于失败以致毁灭，能够激起人们悲痛愤懑的感情：对于前者的同情或者尊敬，对于后者的憎恨或者唾弃，由此产生悲剧的艺术效果和思想作用。为了加强这样的效果和作用，最早的悲剧理论已经明确提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的主张4，认为“既然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模仿，诗人就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5，要求作家努力突出悲剧人物的美好。这是悲剧创作的一条重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骆驼祥子》正是这样塑造祥子的形象的。祥子曾经是个正直、热爱生活的劳动者。小说一开始，关于他的外形的描写，关于他拉车的刻画，都写得很有光彩，简直成了青春、健康和劳动的赞歌。小说又以更多的篇幅，描绘祥子美好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子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6。拉车曾经是他惟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得肮脏、猥琐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恩格斯在谈到被压迫者的生活态度时说：“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又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7发生在祥子身上的，正是这种从“人”到“牲口”的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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