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归隐文化

如题所述

1、“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中国古代把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其中的士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知识技术和道德文化。而且,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这些隐士们往往是士人阶层中的精英,但是他们却如《旧唐书·隐逸》云:“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2、“学而优则仕”通常是士人的人生轨迹,却又为何隐而不仕呢?很多学人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就有对隐者的推崇和赞许。如《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

这位成功的治世之君拜见隐逸的故事,便寓于着“真理”掌握在隐者之手。道家的出世思想对古代士人有巨大影响,冯友兰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庄子更是隐者思想集大成者。可以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为中国知识分子培养隐逸情绪提供了“酵母”。

3、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形似而异趣。儒家只是将隐逸作为“天下无道”之时的权宜之计,是手段;而道家则认为隐逸生活就是士人的理想归宿,是目的。道家以强调个体生命至上的“贵生”价值观,从而彻底否定了儒家追求“名利”、“仁义”等价值观。

但是,道家也并不过分强调生活方式等形式上的隐匿,为了存身也可入世以自适,在此儒家的入世目的又成了道家隐逸的手段。由此可见,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各有所重,而隐逸方式则互有交错。

4、隐士概念的衍变。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首次将隐士写入正史,此后有关隐士的史书记载非常之多。但是就各种有关隐士的史料来看,对隐士的范畴始终定位在“士”的阶层而从未有所突破。

现代学者姜亮夫在《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一文中对中国隐士概念的内涵略作调整,他明确将隐士分为逸士和修士两类,其中的逸士主要是指隐居的士人,这里逸士在内涵和外延上与过去隐士概念基本相同,而修士则是指我国的僧道和准僧道类的宗教修行者。

5、终南山的隐士现象

终南山是中国隐士文化的重要见证地之一,历史上曾有很多佛道教的高僧、高道在此结庐隐修,佛道教祖庭等遗存现在依然可寻,佛教律宗祖师道宣与孙思邈结庐为邻之类的掌故仍在流传,那时终南山就有“八百祖师镇终南,十万罗汉吼秦岭”的赞誉。

扩展资料

归隐山林怡然自得

一些官员提前退休是因为自己本就无意于功名利禄,比如我们熟悉的陶渊明,一生向往田园生活。还有南朝梁代的陶弘景,36岁便提前退休,自号“华阳隐居”,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

梁武帝即位后,派人请他出山做官,陶弘景便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悠闲自在地吃草,另一头却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鞭打驱使,他还在画上写了首诗:“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

陶弘景借画和诗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梁武帝一看,深知其意,虽没有请他出来为官,但梁武帝还是经常以书信方式请教朝廷大事,因此陶弘景还被人称作“山中宰相”。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清代乾隆年间的“刘罗锅”刘墉被我们熟知,他退休后曾写了一副对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由儿辈担当。”悠然自得之情一览无余。

当然,退休也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生活的开端,如今老百姓们退休后或接送孙子,或写诗作画,或遛遛家雀,或拉拉二胡,或发挥余热,或游遍河山,忙得也是不亦乐乎!

参考资料 人民网-现代隐士与古代隐士文化

人民网-古人的各种退休形式:致政 告退 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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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6
「终南捷径」的故事,藉古读书人「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归隐」文化足以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说,儒家为个体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出世不过是其入世受阻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的话,那麼,道家则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这样,读书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互补充的两条价值实现之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优先的正当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卷而怀之,也是具有正当性的。这样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会统一提供了根据,为个体建构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学和价值伦理。

尽管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向往的还是入仕。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济世之雄才伟略。其实,隐为虚,乃谋仕之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为实,乃目标之路,是济世展才、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入仕与归隐,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老先生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仕途中又无奈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於选了归隐,彻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饵料,成了抬高身价的本钱;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梦寐以求的果实。 历史上却也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其实,早有人看穿而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陆放翁则更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这或许也是归隐之举消亡遭遗弃的一个原因?

回顾中国文化的「归隐」传统,似乎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随著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传统的归隐观念己完全不适时宜。今日中国,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深入到所有知识阶层,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难有机会的。当今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竞争则必须像争艳斗丽的花朵那样毫无顾惜、毫无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与魅力。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10-21
归隐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全世界都有,只是在中国它形成了一种文化。 我所知道的归隐大概有四种:一、礼崩乐坏,无力回天,隐。二、内战绵绵,国无宁日,隐。三、异族主中华,不当二臣,隐。四、“终南有捷径”,姜太翁钓鱼式,隐。原宪问老师上什么是“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在南怀瑾先生的《侠隐中人——原宪》中,得知原宪在孔子死后便归隐了,他这是礼崩乐坏,无力回天,隐。介之推也离开了重耳,归隐了,这是我忘下的第五种归隐:功成则隐。张良也是如此隐了,不得已心系天下, 被吕后拉着出了一次主意,为太子出谋请来刘邦招不来的“商山四皓”使刘邦不换太子而使国家安宁。陈平这个计谋专家过着另一种归隐,隐于朝,像个相信“劫数”的道士,平日明哲保身,关键时刻才显真心:吕后乱政后拔难反正。这是第六种归隐:隐于朝。孔子就赞过隐于朝的大隐:宁武子和史鱼。还有第七种严子陵式的归隐,前不仕王莽后不仕同窗刘秀。王莽篡位,不仕。刘秀用候霸这类小人为相,不仕。严子陵是为道德而归隐,了不起的归隐。我还知道在魏晋时有一个喜欢在山林中“啸”的隐士孙登,元籍和嵇康都曾拜访过他。晋是个黑暗得可怕的时代,隐才是最好的归宿。后来的隐士顾炎武一隐,隐到了日本。王夫之挖地洞而隐,油灯、书籍与之相伴。黄宗羲用头巾包裹了头发,隐于家乡,教教书、传传学,也不用入深山老林。他们都是为不做二臣而隐。在归隐的人中,有真归隐的也有暂时归隐的。子贡的大张旗鼓没有请出原宪、钟秀没有请动打铁的嵇康、李白隐在终南山皇帝不征,便下山了。也有集体归隐的,如汉高祖请不出让太子请来的“商山四皓”。 再清高与自得的归隐者也有他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