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奠
定了物质基础；行政管理的实践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材料；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发展为行政管理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行政管理学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于1865年撰写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用行政法的观点阐述行政问题。1887年美国学者T.W.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威尔逊因此被誉为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1893年美国学者F.J.古德诺出版了《比较行政法》，此书成为美国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学教科书。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与行政》一书，提出行政与政治分离的理论。此后，愈来愈多的学者把行政管理学作为单独学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国学者L.D.怀特撰写了《行政管理学导论》一书，论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讲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对行政管理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国学者W.F.威洛比发表了《行政管理学原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受到当时工商企业科学管理的影响，并从中吸收了许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F.W.泰勒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一套企业科学管理的理论。法国管理学家H.法约尔提出了组织管理功能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14条管理原则，对改进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发展行政管理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学管理时期或传统理论时期。其理论的主要缺陷表现在过分重视机械效率，忽视社会效益；把行政组织视为封闭式组织系统，忽视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对人的尊重。
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传统理论受到很大冲击。1927～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梅奥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学者C.I.巴纳德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А.Н.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动机》提出双因素理论，美国学者D.麦克格雷戈提出X理论和Y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A.西蒙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美国组织学家J.G.马奇提出理性与组织融合理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渐进决策理论。他们把行为科学和决策理论用于行政研究，对行政管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行为科学时期。
行为科学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从只注重行政组织结构、法令、规章制度及权责分配，到同时重视组织成员意见的沟通、个人欲望的满足、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从只重视监督制裁到重视激发人的积极性；由专断领导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这些都表现出行政管理学的飞跃。但是，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片面性，如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因素；过分注重人的理性作用，忽视了组织结构、法制的作用，忽视了环境的影响作用等。60年代，行政管理学理论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系统科学阶段。主要特点是广泛应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新成就来研究行政管理，特别是重视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管理理论认为，行政组织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各个部分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依存和制约。因此，行政管理既要重视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又要重视行政系统内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行政组织结构、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强调人的因素。还认为管理活动中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要寻求唯一最佳管理方式是困难的。所以主张随环境变迁来选择管理方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提倡生态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W.雷格斯；主张社会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T.帕森斯；研究环境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E.卡斯特；以及提出Z理论的美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等。系统管理理论已被普遍接受，成为当代研究行政管理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理论。 行政管理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和改革家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研究》，1900年，古德诺出版《政治与行政》以及1926年怀特（Leonard D?White 1891～1958）出版的《行政学导论》，对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内容作了论述，使行政管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学科。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的阶段有的学者把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00年以后）；人性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30年以后）；系统权变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60年以后）。有的学者把它分为形成阶段——传统管理阶段；成长阶段——科学阶段；科学化阶段——现代化管理时期。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产生的条件：行政管理学于19世纪末萌芽到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是有历史必然性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政府行政活动的变化而言，主要有：
⒈政府职能由政治统治扩大到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由消极放任“守夜人”变成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行政国家”。
⒉行政职能加强和行政活动范围扩大，使行政机构迅速增加，行政人员队伍日益壮大；而“功绩制”的实施和“政治中立”原则的确立，更促使行政成为“非政治化”的管理领域。
⒊行政机构臃肿所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和效率极低的官僚作风，妨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上述客观条件，推动了行政管理学产生于当时的美国。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行政管理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威尔逊等人则是顺应这一时代需要并进行了理论创造的著名代表。
同时，学科发展也为行政管理学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行政管理学在西方
行政管理学在西方各国的发展演变有如下情形：由政治与行政分离的研究，到政治与行政配合的研究；由静态的研究到动态的研究；由以事为中心的研究，到以人为中心的研究；由法规的研究到行为的研究；由机械的效率观到社会的效率观；由单科的研究到科际的研究等。发展趋势表现为：
（一）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加深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更结合实际
（三）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和交流
行政管理学在中国
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但在当时的年代，未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未造成学科研究的强势；虽是新生学科，但发育不全，步履维艰。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学科建设认识上的偏颇，行政管理学的有关专业和课程被取消，该学科的研究和传播也随之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和行政改革的迫切性日益鲜明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也因此而推动人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新认识。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召开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由政府主持的第一个研究行政管理学的会议——“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开展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科学体系的任务及发展中国行政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次研讨会的成功，标志着行政管理学在中国的重建，并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新起点。
在往后的20多年里，中国行政管理学在恢复重建的同时获得迅速和健康的发展。
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封建行政管理体系：实行大一统的国家行政组织体制；实行封建官僚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内部实行等级尊卑主从制度；建立严格的监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管理法规，如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周礼》、《秦律》、《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等；建立周密的官吏管理制度，包括官吏的选拔、任用、察举、奖惩、回避、俸禄、致仕等。
当行政管理学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后，中国学者很快就予以重视，加以引进和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所著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学者蜡山政道所著的《行政管理学总论》、美浓部达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孙中山参考国外行政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传统提出五权分立思想，中央与地方均权的思想，公开考试、择优选官的思想等。同时，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行政管理学课程。从30年代起，中国学者撰写的行政管理学著作陆续问世。其中最早、最系统的行政管理学专著是1935年出版的张金鉴所撰的《行政管理学之理论与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行政管理学虽然没有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但相关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行政却作了有益的探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广泛恢复了政治学的研究活动，其中包括行政管理学的研究。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发起召开行政管理科学研讨会，同年11月劳动人事部成立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1988年夏正式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国共产党各级党校、成人教育组织均成立了行政管理学研究或教学机构。同时，还出版了一批行政管理学著作和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