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化的引导，一般所说爱情（或爱，限制于涉性的爱）常常是以婚姻为目的的或婚姻状态的爱情，是欲望与感情在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规范下所形成的一个庞大复杂的生理--心理系统结构。世界是多元的，在某种意义上，爱情就是从爱情角度看人甚至看世界。因此定义爱情有如定义人一样的困难，本文也只能进行一些结构分析。
爱情作为系统或结构大致有四个要素：性爱、恩爱、亲情、友情。性爱是为满足性欲望和进行性活动而产生的亲密之情。因性产生的爱是性爱。性爱也可称为情欲，主要是肉体之爱、肌肤之亲。在语言形式上“性”与“爱”组合而成“性爱”，它本身也是一个系统结构。性是（自然）生理机制，主要指性欲望、性活动。性欲望积聚而要求释放与满足是自然规律，因此最后导向性交合。欲望满足的最高快乐感体现于性高潮。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意志，涵盖着传宗接代的无意识本能。爱或爱情侧重指谓心理或感情机制。性爱是源于性欲望的心理—生理系统机制。（性与爱的关系、性与性爱的区别与联系，非本文主旨，不细讨论）性爱活动过程既是本能性的，也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审美的。性爱的个人指向是性欲望的实现，性爱一语的意义多半指此，故西方人把性交说成做爱；其社会结果是结婚组织家庭、延续种族。在传统婚姻的框架里，爱或爱情常指恩爱，恩爱是性爱的转化和延伸，主要指身心的相互关怀、生活亲近、物质互惠之情等方面的亲密之情。
恩爱有两种，一是自然的，即性爱自然的延长，是性爱达到目的的有意或无意的手段，与婚姻制度制度化运作无关；二从一来，与一同中有异，是为了婚姻，为了多方面的情感协调和忠诚相待，相濡以沫的患难经历，包括在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繁琐与折磨中形成的情谊，本文所论主要是这种制度化运作产生的恩爱。友情或友爱指因事业、爱好、兴趣、气质、性格等产生的类似朋友般的亲密之情。
亲情指上下代亲子间和家庭成员及亲戚网络间感情互动交流对两性亲密关系所造成的感情强化。恩爱具有广被性，其范围（过程与时间）大大超过性爱。（这样说不等于认可恩爱比性爱重要。）作为同一系统结构中的要素，性爱与恩爱（含恩情、亲情、友情）的关系极为复杂，这里把爱情一分为二，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在爱情的结构中，被析出的性爱，带有恩爱的特点；被析出的恩爱，也不等同于没有性关系的友情亲情等，这里表现出理性的悖论，理性既是有效的，也是有缺憾的，我们利用理性有效的一面，也不能忘记它的短处。四个要素中只有性爱的非理性多于理性，其他三个都是理性多于非理性。为了方便，可把除性爱以外的三个要素统称为恩爱。四个要素之分来源于婚姻，即作为制度的婚姻对人的塑造的结果，婚姻之爱（即社会制度训育成的社会刻板印象中的爱或爱情）的内容不同于性爱。
诚然，婚姻的性爱应是和谐的，这一点对婚姻也很重要。但婚姻之爱比性爱要复杂得多，其中恩爱占的比重相当大。生活是复杂的、丰富的，即多元的，在正常情况下，恩爱虽来自性爱，但恩爱无处不在，与作为欲望和激情的性爱不同，不但在古代可以弥补性爱的匮乏，即现当代也常常包容、医疗性爱的缺憾，甚至替代它；虽然这是导致维持型婚姻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少在中国，大多数婚姻的牢固与长久主要靠偏于理性的恩爱。柏林斯基说：“爱情之需要理性内容，犹如燃烧之需要油脂”，即可理解为恩爱对爱情的维护。以非理性或本能性为主要特征的性爱为了实现自己，需要一定条件与场合，在日常，羞耻心使性爱藏隐起来，促使恩爱走向前台或言语缠绵或投桃报李，千方百计表达大致可以公开的亲近亲热亲密之情。恩爱是非理性的性爱的理性表达和理性手段。上文提到的以恩爱为总称的恩爱、亲情、友情，虽均为情感，也常表现为诸般情绪、感觉，但就其显现的大量行动而言，是舒徐的，是清醒的、是偏于理智的。它不象性爱，性爱由于其本能性，偏于非理性，其行为最终目的和最终实现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智拘限不了的。
性爱象个任性的孩子，恩爱是厚道的母亲。性爱多私人性、隐私性，甚至反社会性，恩爱具有公开性、社会性。谁也不公开诉说性爱状况，离婚理由中的感情不和、性格不和常常是性爱不和的代用语，但如何恩爱则可以宣扬，譬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评选模范夫妻、五好家庭等。性爱主要是自然的、本能的，恩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酿制造出来的。现行人类婚姻制度产生于对性爱的管制的需要，对恩爱的重视、培养、宣传主要是制度或权力的成果。恩爱尤其是友情要素，越绵长就越牢固，没有特殊矛盾，感情浓度与年月积累成正比；性爱则在一定时间后产生审美厌倦与审美疲劳，并影响恩爱，此后难以收拾。因性爱而离婚的痛苦常常因此而生。性爱（内在的审美厌倦或外在的新欢）使人不得不离，因恩爱又常常难舍难分。不少人屈服于性爱，只好牺牲恩爱。现实中反例当然更多。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每个男人生命里至少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白玫瑰，圣洁的妻；一个是他的红玫瑰，热烈的情妇。（大意）她所说红玫瑰就是性爱，白玫瑰就是恩爱。聪明的张爱玲对人性体察颇深，所以有此意味隽永的妙喻。她采用的虽然是男性视角，然而具有囊括力。
罗素在约半个世纪前就曾觉察到爱情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想把所论述的“爱”的含义固定于“性爱” （爱情的核心内容）上：“爱如果这个字眼能够得到正确应用的话，并不是指两性间的一切关系，而仅仅是指那种包含着充分的情感关系和那种既是心理又是生理的关系。爱可以强烈到任何程度。”这里，他是在排除恩爱而对性爱做准确的描绘。由于婚姻制度，“两性间的一切关系”有恩爱也有性爱，爱好自由的罗素强调的是尚不得自由的性爱。蔼理士说：“恋爱是欲和友谊的一个综合”，因此从爱情研究的角度说，爱（爱情）是性爱与恩爱的综合。
作家王安忆说：“…我觉得夫妻之间有一种力量特强大，那就是一种叫同情的力量。我们们说同情不是爱情。我说不好爱情是什么，但我觉得同情是一种非常有效果的感情。 我觉得夫妻之间、亲人之间，同情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很明显，这里“同情”说的是恩爱。王安忆的长篇《长恨歌》里，主人公王绮瑶与严师母聊天，严师母说到若不是解放，严先生差一点就娶了小老婆的事。王劝慰说：“其实，再怎么样，也是结发夫妻最恩深义长。”严师母赞同地解释：“恩和义就是受苦受罪，情和爱才是快活；恩和义是共患难的，情和爱是同享福的，” 还特地对王绮瑶强调：“还是情和爱好啊，只要尝过味道没有肯放手的，……”显然，作家进一步分辨开了：“恩和义”即恩爱，“情和爱”即性爱。 芬兰婚姻史学家韦特斯马克说：“……男人在爱情上的专注性，虽可使他在一段时间内不另求新欢，却不能使他长久地专爱一个人。性爱是飘忽不定的，常受见异思迁心理的影响。不过，如果性爱中包含有发自内心的共鸣和钟情，夫妻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纽带，即使青春渐逝，美貌消失，爱情仍能历久不衰。正是这种纽带，导致了持久的一夫一妻关系。”这里可以发现韦特斯马克正努力辨析“爱情”与“性爱”的区别。他对性爱的认识是准确的。所谓“性爱中包含有发自内心的共鸣和钟情”，这里“性爱”指“爱情”，即笼统指异性间的总体感情，因为除了性欲望相互满足外，两性间还有更广阔的生活天地使他们相互可能“发自内心的共鸣和钟情”，友谊、共同事业或生活目的等，即恩爱，生活中这种事例不少，萨特、波伏娃二人也是著名的例子之一。
性爱和恩爱何者何时成为婚姻生活的主导因素，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说来，经济条件好的人，偏重性爱；条件相反的人，偏重恩爱。在双方物质生活条件较为优渥时，性爱地位重要；相反的条件下，恩爱重要。一个国族，只有在经济顺利发展时，才会有婚恋方面的改革或革命；经济萧条时，人们只是默默地忍受。古云“饱暖思淫心”，如果去掉传统话语权力给“淫”叠加上的巨大贬义，理解为自然需求，大致可以概括上述性爱与恩爱的整体性，即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结构关系。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重视性爱，群体主义、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的价值观重视恩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价值观以德为本，有反人道主义的积淀，它把作为本体和目的的人置于道德大山之下，以道德价值取代生命价值，把活生生的人净化为空洞的道德符号。“万恶淫为首”的古训在相当程度上实际是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文化的曲折表达。悠久的传统历来轻视感性，更鄙视性欲性爱，不是禁欲就是节欲，把正常的爱欲与过度的淫（“淫”概念还有性压迫和性侵犯的含义）等同起来，造成数千年的普遍的性压抑，至今未能消除，其影响不能不连通到政治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