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3年级历史一道评价题

1640年 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1644年清军经山海关入关至北京,建立的清王朝的专制统治;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清王朝平定了国内叛乱、、、、、、从上面的对比中 你能联想到什么 请阐述一下 !

  1640年,无疑是影响英国、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在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环境下,英国长期议会召开,随即吹响了限制王权的号角,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革命虽然几经内战的硝烟和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但最终,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走上了以法律限制王权的君主立宪制之路。1840年,大不列颠率先向封建旧制度挑战,并一步步走向“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在四年之后的东方,1644年4月21日,烽火再次在山海关口点燃。多尔衮、吴三桂、李自成分别统帅着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三支军队汇聚于辽西走廊的南端。历经数日血流漂橹的厮杀之后,“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剃发降清,从龙入关。“闯王”李自成一败再败,最后盾身于九宫山深处,而朱明王朝则灰飞烟灭,退出了历史舞台。大清帝国从此定鼎天下,开始了其长达267年的统治,中国也逐渐步入了康雍乾盛世的年代。

  1640与1644,同样是历史的转折点,同样是天命变革的时代,同样将帝国的历史推向了鼎盛。

  然而,约200年后的1842年的8月29日,中国与英国,雄踞东西方世界的两大帝国,在第一次以剑与火的方式鏖战了两年之后,于停泊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皋华丽”军舰上,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历史的阴霾逐渐笼罩了华夏大地,中华民族不得不由此面对近代百年的屈辱与磨难,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反抗与自强的震天怒吼。

  是什么使中国与英国在历经相同的战火与辉煌之后,有了先进与落后的差距?或许那些战火与辉煌的背后就有其本身的不同?就将时间倒退,让我们重新去审视1640与1644的前前后后,那些惊人相似背后的天壤之别。

  一、英国议会制度与满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在1640与1644年前后,英国议会制度与满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都曾在战争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英国议会是革命的领导机构,并成为以后英国的权力中心,我们对其较为了解。而满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具体内容和实施办法主要记载在《满文老档》中,其主要有推举国君、同理国政、任免大臣、审理案件、享受财富等权力。从权力上看,两者非常相似。

  但是,两者的不同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根本上说,英国议会制度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而满清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是满洲贵族联合专制的体制。

  而这又是由两种不同政体所根植的土壤决定的。光荣革命后的新英国是逐渐形成中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满清八旗才刚刚完成了游牧民族的封建化。两者政权性质的先进性不得同日而语。

  因此,两种制度的前途是截然不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议会与国王的矛盾不可调和之后爆发。在光荣革命之后,议会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国王的权力,开始成为英国政治的中心,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从此逐渐形成。然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作为努尔哈赤对其身后国家政治制度的安排,与君主专制相抵牾,是对君权的极大束缚,仅仅在皇太极天聪初年有所实施。自从皇太极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值”的权力之后,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实行过。以后随着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南书房、军机处等一整套中央政权机构的建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一再被削弱,最终被乾隆帝裁撤。

  当然,两者在成员产生、运作方式等具体细节上也有不同。然而,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都是有两者不同的性质所造成的。

  还有一种关于国家制度的设想与英国议会制度十分相似,就是黄宗羲关于扩大“学校”权力的学说,这将在下文中再做细论。

  二、英国“圈地运动”与清初圈地。

  16世纪,引领东西方发展进程的中英两国,都曾大量圈占农民土地,造成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同样血腥和暴力的行径,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经济蒸蒸日上,新兴资本主义大为发展;而中国的社会经济备受摧残,田地至多至荒芜,人民倾家荡产,成为清初五大弊政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背后的差异性。

  首先,从直接原因上看,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地区与国家毛纺织业的发展,对英国圈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圈地运动使英国经济根据市场作出的即时调整。而清初圈地则是为了满足刚入关的满清八旗贵族对土地的贪欲,其背后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其次,从政府的态度上看,英国曾通过《禁止圈占农田和拆毁农庄的法令》,明令禁止圈占土地,但是圈地运动仍然不可遏制。而清初圈地,是由清政府下令开始的,并从原来规定只圈“无主荒田”,逐渐发展成为“不论有主无主”,概行圈占了。最终还是由清政府下令,凡该年所圈之地,立即退还汉民,“自后永不许圈”,圈地才有所收敛。最后,从结果上看,英国圈地运动虽说有残酷和非人道的一面,但就生产力角度上说,圈地运动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也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向农村的扩展。在这一点上,清初圈地则正好相反。它不但加深了满汉之间本来就势如水火的民族矛盾,而且还激化了满清地主阶级与汉族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果还不仅仅如此,旗人庄田当时多采用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汉族农耕经济一片萧条。这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倒退。

  因此,两者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在于,英国圈地运动时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农业代替落后的封建农业,是历史的进步;但清初圈地则是由更为落后的农奴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农业,是一种倒行逆施的事件。所以,英国圈地运动势不可遏,而清初圈地必须予以禁止。

  三、启蒙运动在英国的萌芽和明末清初的思想进步。

  但凡社会动荡之际,往往就会有思想的发展和大学者的诞生,这似乎已是历史中不成文的规律,1640与1644亦然。英国出了霍布斯和洛克,中国则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上的思想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英两国在哲学上,都主张唯物论,或具有唯物主义的色彩,但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在政治上,中英思想家们都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说霍布斯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反民主主义的倾向,认为专制君主制是国家组织的最好形式。但理性主义和民主自由的思想在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都处于主流地位。英国诗人约翰·米尔顿在他的《失乐园》中,就将撒旦对上帝的反抗比作议会同国王的斗争,反映了他对复辟王党的愤慨之情。在中国,君主专制同样成为了思想界攻击的重心,“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顾炎武《日知录》),“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王夫之《读通鉴论》)。甚至还提出“为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严厉的批判了专制帝王的所作所为,将其视为独夫民贼,罪魁祸首。在国家权力上,都要求分权。洛克提出立法权、行政权及联邦权三权分立。黄宗羲主张设置宰相以分君主的权力,顾炎武提倡地方分权。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到,黄宗羲提出了扩大学校职权的设想,“公其是非于学校”,“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明夷待访录》)。这与英国议会制度十分相似,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议会的学说。

  在经济上,都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这在西方,被称为重商主义。而中国,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写道:“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而这些相同之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之间发展程度和前景的差异。民主自由思想在英国早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可在中国只能说是潜滋暗长。就国家学说而言,英国的社会契约论与“三权分立”已开始成熟;但在中国,分权设想可以说是无人问津,君主专制依然在不断加强。经济上,英国工商业蓬勃发展;而中国“重农抑商”思想仍旧不可动摇。在思想界,英国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可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八股文和文字狱的枷锁下,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亡之际,才被人重新拾起,并赋予了新的理念。

  这所有一切相同而又不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夹缝中艰难成长。

  在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的工业部门和一些大规模企业,并且很早就开始渗入到农业当中。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中后期到清鸦片战争前,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依然十分微弱。中英两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十分明显。

  第一,英国通过长时间的圈地运动,将农业资本主义化。但中国的封建商人、高利贷者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之后,总要购买田宅,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道路。第二,英国乃至西欧的中世纪城市,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要居民,是工商业者的阵地。但中国的城市都是各级封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都是封建势力的堡垒,工商业者居于从属地位。第三,西欧的封建农业生产者与手工业者有较为明显的界线。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模式,“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坚韧性。第四,英国都铎王朝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与殖民掠夺。但中国明清统治者顽固地坚守着两千年来“重农抑商”的思想,还推行严厉的闭关禁海政策。两者政策上的差异对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英国的社会阶层开始逐渐分化,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有能力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最终以革命的方式,为封建制度敲响丧钟。但是,中国并没有产生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社会阶层,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封建主义的压制中缓慢成长。在17世纪,中国社会既没有产生经济结构的大变革,也没有出现阶级分化,更谈不上具备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可能性。

  疾风骤雨中的1640与1644,看似同样动荡不安的两个年份,却是对过去社会变迁的总结,也将成为以后历史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因果关系,则是历史的重点。从此开始,引导东西方发展进程的两艘战舰,在这一历史的三岔路口分道扬镳。一艘驶入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新航道,并开始引领世界潮流;而另一艘依然沿着两千年来“一朝衰亡一朝兴”的历史轮回,跌跌撞撞地向前航行。

  分析1640与1644的历史巧合,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中国为什么会在历经千年的辉煌后,败在西方列强的舰船利炮之下的疑问。但是,毕竟思考的时间范围和历史角度有限,难以作出全方位的解答。或许1640与1644这一历史结点,只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结点的一个方面而已。而这一切,都还等待着我们这些后人去不断地思考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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