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 历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产生分歧的原因乃在于大部分学者对作者在诗中描写的理解之不同，要加深对《长恨歌》主题的认识，不能仅仅从诗作出发，要结合白居易的思想倾向、 地位等进行探讨，本人的主要观点是双重主题说：既有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也有对爱情悲剧的同情。
[关键词] 讽喻 阶级 双重性 爱情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一篇“文人学士皆叹不可及，妇人女子皆喜闻乐诵之，邑以不胫而走”的《长恨歌》魅力何在？它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历来学术界对此探讨颇多，主要观点有以下二种：
讽喻说：揭露唐玄宗和杨贵妃迷于色情，荒淫误国，从而告诫统治者不要重蹈覆辙。
爱情说：同情李、杨爱情悲剧，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和专一。
持讽喻说的人认为：《长恨歌》之恨是国家之恨，人民之恨。一个贪图美色的皇帝，"汉皇重色思倾国"，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回眸一笑百媚生"，历史不加回避地让他们走在一起，结果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九重城阙烟尘起，千城万骑西南行"，从此，大唐王朝的命运急转直下，天朝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我学过的很多诗歌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生活的苦痛，像白居易的《买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形象早已揩干了人们的泪水；又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感慨也早已化成人们对一代诗圣的坎坷命运深切同情。
《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幕，意在讽刺告诫在位君王，莫重蹈覆辙。其言萋萋，其盼也切切。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缓歌谩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些全是讽刺。如果把《长恨歌》的主题定为爱情说，那么面对 诗中大量的讽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诗中描写玄宗与贵妃的恩爱悲伤，也是不悖于题旨的。“汉皇重色”是题旨，自是讽刺，之所以长恨， 正是由于“人非草木皆有情”。由情而生恨，无此情则无此长恨。对情的描写正是对恨的反衬。其情愈深，陷得越深，其恨也愈浓，愈重，愈久。可见，对情的描写非但不悖于题旨，相反是对题旨的深化，可谓寓讽刺于风情之中。
持爱情说的人认为：《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①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②《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阐述自己心中的哈姆莱特并不是为了否定他人或与人进行一番唇枪舌战式的辩论，而仅仅是想抒发感想，我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既有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也有对爱情悲剧的同情。
取材于李、杨的爱情故事的《长恨歌》，主题思想具有双重性：既有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也有对爱情悲剧的同情。它的后半部分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李、杨二人天人永隔的刻骨相思，歌颂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它的前半部分则露骨地唐玄宗“思倾国”、“日高起”、“不早朝”的荒淫生活。但是从作品的客观效果看的话，我们不能不承认，《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明显倾向于同情。历史证明，唐玄宗的荒淫生活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误国”，即天下不乱，生灵涂炭，这是国家和人民的“长恨”；二是“误身”，即他自己变成了可怜的悲剧人物，这是他和杨贵妃的“长恨”。然而在《长恨歌》中，作者强调和着力描写的竟是后一个结果，而在描写这一结果的时候，又明显把李、杨的爱情理想化。如此的艺术构造和题材的处理，只能有一个解释：便于作者表达对李、杨悲剧的同情。它所产生的客观艺术效果也只能是令读者哀其不幸，悯其深情，从而淡忘了他们（主要是唐玄宗）对历史变乱所应承担的罪责。
白居易对唐玄宗这种既批判又同情，甚至同情超过了批判、不惜将李、杨的爱情理想化而加以歌颂的态度，是有其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首先，唐玄宗功过参半。他既是巨大变乱的制造者，又是令人怀恋不已的“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有着如此特殊历史地位的人物，留给当代和后代的印象，不可能只是令人痛恨的漆黑一团。其次，象一切具有进步思想而又忠诚于本阶级的封建士大夫一样，白居易的世界观充满了矛盾，他反对君主的荒淫生活，但又不忍目睹自己所属阶级的最高代表受到“过分”的惩罚。他为人民的痛苦留泪，然而对于历史上君主的悲惨下场却也总是抑制不住地流露着伤感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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