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说的民主精神体现在那些方面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6-11-27
总体评价: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名人评价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吴其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毛泽东: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郭沫若: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萧公权:“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2]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 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