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地衰征制与初税亩制：始于战国的封建赋税征收制度的萌芽，我国古代按地亩征收土地税的开始。相地衰征制由齐国管仲创立，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初税亩在鲁国实行，规定将公田交给耕者，按亩收税，承认耕者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相地衰征与初税亩的实施前提在于铁农具的大量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大量私田出现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其实质在于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从而标志着井田制开始瓦解，奴隶制社会土地国有制为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
编户制度:两汉对百姓的管理，实行编户制度。那些被正式编人政府户籍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资产多的，要多纳税。编户齐民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有田租、算赋或口赋(人口税)、徭役、兵役等。汉代的田租较轻，但人口税和更赋(代役税)很重。
租调制:西晋的占田法内容包括“户调制”，规定每户每年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绢、帛。北魏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粟2石、调帛或布1匹。丁男还要负担一定的徭役。
租庸调制:唐朝在隋的基础上，以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缴纳定量的绢或布，叫作“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作“庸”。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租庸调制使农民的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
两税法: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由中央政府确定总的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户不分主客，以当时的居住地，编人户籍；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亩交纳地税，取消租庸凋和一切杂役、杂税；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两税法的作用在于:一、使唐朝中期以来极端混乱的税制得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表明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三、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
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推行。募役法规定，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按贫富等级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差役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方田均税法规定，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核实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按照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就增加了封建国家的田赋收入。
一条鞭法: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鉴于赋役沉重，农民铤而走险的历史教训，改革赋役制度，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这就大大增加了赋税中的货币比重。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役归于地”“量地计丁”，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货币地租的发展，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摊丁入亩:171 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时又推行“摊丁人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的地丁银。这样，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人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