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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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来源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
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魏晋风度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之际名士风度的称谓，亦称魏晋风流。它作为门阀土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已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造访，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们研究“容止”，提倡“雅量”，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载，顾雍集僚属下围棋，得儿死讯，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而神色不变。谢安策划了淝水大捷，捷报传来，他下棋如故，并无喜色，待收棋入屋，因大喜至极，折断了木屐齿竟全然不觉。另外，他们言词高妙，精神超俗，“托怀玄胜，远咏庄老”，“以清谈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
进行历史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魏晋风度”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它与东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发展而来的价值观念一脉相通；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又和“文学的自觉”的美学潮流相辅相成。在药、酒、姿容、玄谈的外在表象后面，蕴含着对自身价值思考和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漂亮的形式(姿容飘逸)和内在的精神(智慧和忧伤)结合，成为魏晋风度的美学典型。在哲学上，玄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家哲学的危机，魏晋玄学是东汉以来思想和社会历程的必然结果，确有一个过程。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使儒生们从对汉家煌煌大业的盲目崇拜中清醒过来，正统的儒家思想受到怀疑。从党锢之祸开始，到黄巾起义，到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曹魏司马氏争权，大开杀戒，在整整100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人们进行了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探索人生变幻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的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
反映到文学上毕竟要迟一步。实际上，从东汉和帝时代开始，外戚和宦官相互屠戮，直至魏晋的大杀名士，社会上刃血横飞，而在观念意识领域内，则开始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人和发展，曹操的“尚通脱”，“不忠不孝也不要紧”，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儒家思想地位，却使社会的思想观念的面貌有所改观。从此时开始到唐五代，人们的思想并不为儒家思想所囿，就是这一解放运动的功劳。而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的深远。
当然，在人格实践上，魏晋风度所及，也确实带来弊病：许多人赶时髦，心情并非嵇、阮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正如鲁迅所指：“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的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很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药)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至于说到清谈误国，清谈，那是时代的产物，是在魏晋玄学盛行的特定条件下所产生的。我们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它、认识它，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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