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上层建筑吗?

如题所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一。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资本主义的统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则对这条原理提出了疑问:在当代我们执政的基础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
不错,改革开放之前,这条原理对我们来说非常适用,那时,我们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在这条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我们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公有制,抑制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其结果,理应是我们的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我们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然而,事与愿违,在它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之后,却变得越来越与现实不相适应,甚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岌岌可危,以致使我们的执政党不得不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回首总结经验教训,不得不承认: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只有变革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所有制的性质,也即是“国退民进”,经济才能繁荣。农村的改革正是对这一经验的最好说明和注解:集体经济无法适应农村的现实,只能回复到个体经济,给农民以种地的自由,才有了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而城市改革中的所谓“放权”,以及“股份制”等等,都属“国退民进”的范畴。
但是,城市的情况比农村要复杂得多。虽然几次中央全会都做出了决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真正实行起来却是举步维艰。现在人们终于看到:所谓的“改革攻坚”,其实就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到底要怎样进行改革?今天,民营经济在夹缝中生存,但仍然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比重2008年为61.90%,利润总额比重为70.34%,就业人数比重为79.70%(《特供信息》2010年第11期引自《东方早报》)可以说,除了在资源和垄断行业外,非公经济已经占有了大半江山!然而,这并没有动摇我们的执政基础,相反,它反而强化了我们的执政能力,为我们的执政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
以上事实说明,当今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并不在于我们掌握着多少数量的国有企业,而在于我们能否有能力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能否在税收、财政、资源分配、就业、利益分配等方面做到公正、公平。非公企业也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政的社会基础。
再看我们引为“执政基础”的国有企业,究竟对我们的上层建筑有多少贡献呢?利润上缴没有非公经济多,就业没有非公经济贡献大,既不向中央政府上缴红利,也不向社会派发红包。相反,发生矿难,死人比私营矿难还多,矿难数量也不比非公矿山少。我们的政府可以指责私营矿难的矿主黑心,但在国有矿难面前却哑口无言。国企高管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其贪污受贿之数量之大举世罕见。在房地产行业,国企对人大代表的呼声听而不闻,对国企最高领导——总理的指示阳奉阴违。得不到国有经济对执政的多少支持,却将无数的“定时炸弹'揽在怀里——我们的管理层为何要干这种赔本的买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传统理论对经济基础的解释是:经济基础即所有制关系,也即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会产生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会产生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按此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建立更多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才能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可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却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公有制或者私有制并不是哪个阶级的上层建筑的基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资产阶级国家也曾实行过国有化运动,但事实证明,政府管理的企业效力低下,西方各国不得不回到自由经济的老路上去。其实,生产资料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即使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社会财富。只要这些社会财富掌握在人民手中,掌握在人民所信赖的执政党手中,执政党、代议机构以及人民政府用它来为人民服务,为普罗大众的民生服务,上层建筑就是合法合理的,政权的根基就会得以巩固。
纵观我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世所罕见:根据资料,“虽然2009年央企利润总额高达8000亿元,但是如果分析利润的来源和分布就会发现,前40家央企的利润几乎占这些央企全部利润的90%以上,前15家利润占全部利润的75%以上。而这15家企业也好,40家企业也好,绝大多数又都是靠垄断地位发展起来的垄断企业,其所获得利润绝非主要靠市场经营。其余绝大多数国企,要么产能过剩,要么政策亏损。”(《特供信息》2010.11)“据《21世纪经济报道》一则报道显示,国企占有了60%以上的社会资源,对JDP增长的贡献却不足30%,就业贡献不足20%!”这样的国企能够成为我们的经济基础吗?我们三十年来的改革不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吗?
诚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两个毫不动摇”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应属于过渡性的理论。一个国家的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此多彼少,彼消此长,两种所有制比翼齐飞不过是美丽的空想而已。我们的政府掌握着公权力,又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奉为圭臬,由此必然会偏爱国企。改革要攻坚,我们党既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重新研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已成为必然,世上不可能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公有制也未必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就是改革的逻辑所在。(20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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