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某大学一位研究教育的教授Z先生，他儿子正上小学一年级，非常非常的调皮，头脑却聪明而又灵活，学习轻松也完全没有困难，但常常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里训话，甚至当众批评，却都是为了一点点小事情。比如说忘记在考卷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之类，常常就要受到诸如此类的惩罚。Z先生知道后就借着去参加家长会的机会，想与班主任老师及课任老师沟通。班主任老师常常会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家长中有教授、学者，但是，不要自以为是，这里只能听我的，我所做的就是对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否则就不要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看那样子，相当自信，而且相当地霸道。对于研究教育的学者，Z先生也深感无奈。于是他总结说，中国的中小学教师，对于他教的学生只关注两件事情，一是听话驯服，不调皮；二是还能考出好分数。其他一切在老师眼中都是不重要的。当然这种说法肯定不够全面，有一竿子打一船人的嫌疑。话又说回来，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以这么讲，不能说完全只关心这两点，但是我国中小学教师对这两点的关心无疑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基础教育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却无法找到根源。被要求听话驯服，其实是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质疑问难，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人历来就不被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所接纳。尤其在人际关系中莫不如此。话说回来，其实这个小学教师他不过只是按照中国传统价值观去做了他们本份的而已，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要求学生考出好分数，这也是中国人一向追求政绩，追求出人头地的做法。追根溯源，既然上面对教师的评估，学生的分数在教学的业绩与功名奖金升迁等等方面硬性挂钩，那么你怎么可能能够要求他们做对对自己教的学生可以不问分数呢？只要一个学校还有以分数为标准的末尾淘汰制，还是以成绩来对教师进行评比，那么，老师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把学生的分数搞上去，当然就在情理之中。国内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有担当的教育家关注到这些事情，并奔走呼吁了。这里我选取杨佩昌先生的一些观点进行剖析。杨先生是针对德国的教育而进行一些对比的。杨先生记述了这样一段事：我经常看到一对父母经常带着他们的学龄孩子在我所住的地方玩耍。出于好奇心我走过去和这一家子聊天。男士告诉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周末带他们出来玩。我问：“你们不利于周末时间带孩子参加各种学习班？”这位男士用不解的表情看着我：“参加什么学习班？”我说：“比如跳舞、体操、绘画、钢琴、外语、奥数之类的，我女儿在幼儿园期间，除了奥数，几乎把所有的课程都学了”。男士回答：“我们这里，学前教育是被禁止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不允许教授专业知识，社会上也没有类似的培训班”。杨先生原以为只有幼儿园的孩子不允许学习专业知识，后来才发现上小学的孩子也不能学习额外的课程，即使这个孩子的智商超过同龄人。看德国人是怎么解释的，孩子智力被过度开发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必须给孩子的大脑留下想象空间。过多的知识会使孩子的大脑变成了计算机的硬盘，常此下去，孩子的大脑就慢慢地变成了储存器，不会主动思考了。众所周知的是，与他们相反，中国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已经把小学一年级的知识基本上都学完了。中国人在国际奥数比赛中的成绩总是让中国人津津乐道，并且人们有理由担心，他们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已经输给了中国的孩子。而不止是德国人，欧洲人却普遍这样认为，孩子有自身的成长规律，他们在相应的阶段要做相应的事情。表面上看中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很扎实，但他们的想象力和思考能力已经被破坏掉，由此造成了孩子被动接受知识而疏于主动思考的习惯。究竟中西教育孰优孰劣，简单地下结论恐怕不免草率。让我们来关注德国教育的成果：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德国人（含移民他国的德裔）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将近总数的一半。换句话说，8200万的德国人分享了一半的诺贝尔奖，而全球另外60多亿人口只获得了剩下的一半。而中国呢？就先不说了。说不得说不得。其实，孩子在小学前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快乐成长。很简单，孩子的天性是玩耍，我们不应该做违背孩子的成长规律的事情。所以，中小学老师不妨多多关心如下三个方面：一、基本的社会常识，比如不允许暴力，要注意安全等；中国习网举办的安全知识竟赛活动席卷全国，深受学生家长们的欢迎，即是对这方面有益的开创性的实践；二、孩子的动手能力；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多让他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会更主动，从而从小就养成主动的习惯；三、要培养孩子的情商，特别是对孩子领导力的培养，这主要通过多一些集体游戏活动的方式来进行。而这些，正是我们教育当下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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