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地丧失与历史文明的毁灭
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已有大约1万年的历史。向土地索取衣食，一直以来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之一。为了索取更多的动植物产品，人们受一种简单的逻辑支配:扩大耕地，增加投入，改良技术，就会得到更多的产品。但是，历史常常违背这一逻辑，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人们无意中破坏了森林和土地生态，使农地失去保护(吴次芳等，2004)。埃克霍姆(1982)在《土地在丧失》一书中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个索马里的牧人把他的畜群扩大到创纪录的规模，造成草地过度放牧，他的牛只消瘦了，到头来沙丘埋没了牧场。巴基斯坦北部的一个农民，砍尽山坡上的树去种小麦，汹涌的洪水冲毁了下游的农田。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农民烧毁了山腰茂盛的植物进行播种，山上的土冲刷到山下，堵塞了灌溉渠道，使下游农田的水稻减产。这种例子有千千万万，而集体的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造成的生态破坏比这要严重千百倍。由于人们的无知、短见或贪婪，违反了自然生态系统能忍耐的限度，加速了土壤侵蚀，使沙漠扩大，水灾频繁发生，反过来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基础。这种损失，比目前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土地、水和大气的化学污染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几十处古代的文明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和光秃秃的景观，从非洲赤道地带至中东阿拉伯沙漠，经过中亚，直至我国西部，在横贯两大洲的沙漠地带中，埋藏着许许多多灌溉渠道和城堡，是几千年来农业过度开垦造成文明毁灭的证明。显然，这些一度繁荣的城镇被风沙掩埋(包括我国西安至中亚的“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古堡)，决不能完全归之于地球上气候的变干。反之，土地生态的破坏、森林和草原的攫取，促进了异常气候和土壤干旱的发展。
据赵冈(1996)、陈渭南等(1993)、王尚义(1987)、包忠漠等(1986)、陶炎等(1992)和赵永复(1986)等人的研究，在今天的危地马拉，玛雅文化在这里有过1700年的昌盛时期，大约在公元900年时衰落。对其衰退的原因长期争论不休，但由于人口压力增大，玛雅人开始砍掉陡山坡上的树木以扩展农田，引起土壤侵蚀，农业生产衰退，是其原因之一。中国河西走廊北边的鄂尔多斯高原及毛乌素沙漠的土地丧失与历史文明的毁灭也是两个典型的实例。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明长城之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和陕西省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等县，总面积13万km2。据赵冈先生研究，在秦汉时期，这一地区有苍柏翠松的茂密森林及水草丰美的大面积草原。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此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与该地现代人口不相上下。农业生产十分发达，政府专设“农令”之官掌理农政。此地区被称为“新秦中”，比美于关中地区。西汉时，此地没有沙漠迹象。当时新设的若干县之县址如高望、朔方、渠搜、呼遒、修都、大城、增山等，都是在现代的沙漠里或沙漠边。当时如果这些沙漠已经存在，城址是不会选在这些地点上的。后来，在自然条件和人为破坏的环境作用下，鄂尔多斯高原成为沙漠地带，古代文明荡然无存。据统计现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沙漠面积已达791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40%。沙漠化的历史比较晚，但进展速度甚快。以鄂尔多斯为例，1949年沙漠面积有1515万亩，到1974年便扩展至5250万亩，25年间增加了3735万亩，平均每年增加150万亩。
至于毛乌素沙漠，其形成可能更晚于库布齐。北方十六国时期(407年)，赫连勃勃统一了鄂尔多斯高原，建立大厦国，6年后把奢延城改建为他的都城，名叫统万城。统万城即在今天的毛乌素沙漠里。但是赫连勃勃当时选择此城址时却认为:
“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可见是水草丰美，景物宜人之景观。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遗址白城子发现窖穴，其中尚有许多旧藏木材。
唐时恢复高原上的农垦活动，并设丰、胜、夏、宥四州。此时库布齐沙漠已扩大，毛乌素沙漠也在形成中，此地区的人口与耕地面积远低于西汉全盛期。但沙漠面积还是比今天小。唐时所设四州之若干城今天已在沙漠之中，想当年筑城时地形绝非如此。
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南端有明代修筑的长城。现在从陕西神木至定边这一段长城的沿线两侧都是大片的沙漠。看来明代沙漠尚未伸延这儿，否则在沙漠地上是无法修建这样坚固的长城的。现在毛乌素沙漠的面积很广大，沙漠内前后发现了很多古代遗址。其中汉代的遗址深入沙漠内部最远，唐宋遗址次之，明代的遗址则在沙漠边缘。此种古代遗址分布状况正好说明毛乌素沙漠伸延的过程，即由西向北向东南扩大的代顺序，也正是土地丧失与历史文明衰败的过程。近年来，学者对此地区的土层研究及孢粉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从历史文献中推得的结论。此地带在沙丘之间及滩地上，沙面之下发现有泥炭层或黑垆土层。在全剖面的九个样品中，可以鉴定出孢粉750～1732粒，证明早期是有草木生存的。
(二)儒家农地保护文化的现代诠释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五千年没有中断并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并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之一。
据赵轶峰(2005)的研究，在儒家的文化里，人和其他万物一样，是由阳—阴、乾—坤、天—地所化生的，因而只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和一种现象，并不是宇宙的终目的。自然法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共同的框架。在儒家德人—自然体系中，万物互相联系，和谐共处。人类的品质和道德其实也是自然本身之德的表现，人类不同的品质和道德反映的是自然的多样性。正如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一样，在儒家的宇宙世界里，人仅仅是自然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自然则是国人心目中诸“神”的本质。人以地为“母”，由其化生、承载、养育，并且应当学习土地的品德。由于土地被尊为人类之母，土地的美德在人的道德活动中得到反映。据说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为什么君子应当位居人下?孔子说:“善哉尔之问也。为人下其犹土乎?”子贡没有理解。孔子解释说:“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树之得五谷焉，草木植焉，鸟兽鱼鳖遂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功不言，赏世不绝，故曰能为下者其惟土乎。”子贡被感动了，决心学习土地的品德，说:“赐虽不敏，请事斯语。”
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深深植根于土地之中的，并十分重视自然资源包括农地资源的保护。在社会实践中儒家坚持“重农抑商”政策，又称“重本抑末”。相应的，儒家把社会上的主流人群定义为士、农、工、商。这样，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农业被看做社会的根本，农民被看做最重要的养育人类的群体。为了鼓励农民进行生产，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奖励杰出的农民，给他们诸如“孝悌力田”之类的名誉。这些人因此得到终身免税和社会尊重。中央政府还时常向农民提供种子、工具、贷款等。儒家的亚圣孟子特别重视对农地资源的保护，强调不能乱砍滥伐开山种地。在孟子看来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这正是仁政的体现，但问题不在于用毁坏草地、开辟耕地的办法，而在于提高生产水平以及合理的土地制度。何况那些“辟草莱，任土地”的人，其实是为了聚合财富，滥用民力，以满足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人民。因此他又说:“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告子下》)当时的问题并不是缺少土地，而是如何使百姓富足。对于山林、草地则要保护之，不要破坏，使各种资源得以保存并发挥其作用。“辟草莱，任土地”会造成自然环境与生态的破坏，自然环境一旦破坏之后，想进一步发展经济也就不可能了(蒙培元，2004)。
如果说过去对儒家关于土地资源保护思想理解不深的话，现在当人地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保护耕地就是保护人类生命线的时候，以儒家文化重新思考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不仅更具有现实价值，而且也不乏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国外农地保护中的宗教和文化
1998年5月在法国克兰让达尔(Klingenthal)举行了“土壤，文化与灵性”专题研讨会。拉巴·拉玛尔和让-皮埃尔·里博等人对这一讨论会的成果进行了系统介绍，出版了《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土壤与社会》，对国外农地保护中的宗教和文化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拉玛尔等，2005)。本节对其代表性成果进行归纳总结，试图有助于更深刻理解农地保护中的宗教及文化现象。
1.布里亚特人的农地保护
据塔吉娅娜·因蒂格里诺娃2005年的研究，布里亚特人居住在中亚广阔的土地上。以贝加尔湖为界，前贝加尔(Prébaïkal湖西岸)和扎贝加尔(Zabaïkal湖东岸)两地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构成都有所不同。两地气候都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扎贝加尔地区则更为干旱(该地区年降雨量为250～300mm，湖西岸则约为500mm)。在扎贝加尔干旱的大草原中植物种类稀少，那里的土壤缺乏腐质土，属小土块构成的散粒式稀泥结构。风雨严重地侵蚀着这里的土壤，在大地上冲刷出大量的沟壑。比起扎贝加尔地区的褐色土壤，前贝加尔湖的黑色土壤则结实很多，不易受雨水侵蚀。
在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受佛教影响的扎贝加尔大草原的布里亚特文化上时，我们也注意到土地崇拜也在萨满教盛行的前贝加尔地区存在。
大地母亲崇拜是萨满教哲学中至高无上的崇拜。人们相信大地母亲爱图根(Etugen或者乌尔根Ulgen)是万物之母。土壤是女神的躯体，人们严格遵循许多的传统忌讳，如不能割草或不能用锋利的工具挖土，以免冒犯或伤害女神。萨满教徒相信人、树木和动物都受到爱图根的保护。土壤的肥力也取决于女神的恩赐。
直到20世纪初，前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依然相信土地女神崇拜。只有部落中的妇女才可举行爱图根祈祷仪式。她们戴上樱桃花，赤裸着胸部，祈求大地母神让她们的胸部重获青春，从此有更多的奶水来喂养孩子。
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和佛教中要求保持土地表面的完整。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扎贝加尔地区的布里亚特人都严格遵守着这一规定。此后，苏维埃政府迫使布里亚特部落放弃传统游牧方式，采纳定居农业模式。游牧民族最关心牧场草原食物链的基础，其中家养食草动物构成了食物链中消费者的第一环，人是第二环。毁坏牧场将最终消灭人和食草动物。牧民应该注意牧场不被践踏，保护牧草在重生之前不被完全毁坏。布里亚特人特有的季节性迁徙日历保障了牧草有足够时间来完全重生。例如，冬季牧场面积只是其平时的58%。像农田一样，这是牧场生产率最低的季节，此时牧民增加牧场的闲置，保护其他地表免受破坏。过了冬季，牧民就把牲畜带往其他牧场，让冬季牧场长出新的牧草。牧民们一年四季都四处迁徙。
20世纪50年代，苏维埃政府开始开垦大草原，严重破坏了大草原的牧草，牧场从此遭受了风和水的侵蚀。1996年布里亚特共和国7.19亿hm2的农业用地有5.35亿hm2受到侵蚀(2.395亿hm2遭受风侵蚀，1.71亿hm2受雨水侵蚀，还有1.245亿hm2遭受风和河水的双重侵蚀)。而南部共和国草原地区的土壤侵蚀现象尤为严重。
2.马来西亚人的农地保护
据成盖文(2005)的研究，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由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表14-2)。马来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18～19世纪中国人和印度人开始移入，并逐渐演变成为马来西亚人。
表14-2 马来西亚人口分布单位:106人
*括号中的数字是百分比;**1991年约有80万人(4.3%)不是马来西亚居民。1995年是130万人(6.33%);2000年据估计是174万人(6.02%)。
三个主要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也有自己的经历和历史。马来人、穆斯林教徒、信仰道教或佛教的华人、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以及部分信奉基督教的印度人和华人构成了马来西亚主要人口，他们尊敬和热爱肥沃土地，拥有相同的自然和土壤观念，相信人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人与自然一体，因此任何人的活动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他周围的环境。然而现代马来西亚人已逐渐远离土地，人们对土壤的漠不关心导致了土壤的恶化，并最终毁坏了土壤。
马来人居住在自己的康姆邦(kampung，村庄)里，过惯有节制的定居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整个马来西亚，90%的水稻种植者是马来人。所有人都细心照料自己的巴迪(padi)田，来获取食物。轮作技术可避免过度使用田地，保持土壤肥力。年复一年，人们都在雨季(11月至3月，由东北季风引起)耕种巴迪，在旱季(由西南季风引起)保养或种植小片经济作物(蔬菜、玉米或烟草)，一般不超过田地总面积的一半。这种土地管理方式十分有效。他们从来不给土地施肥，轮作技术本身就可给土壤增肥，也很少使用农药或杀虫剂，因为他们种植的传统作物成熟期长，抵抗力强。虽然传统作物产量不如杂交作物，但它们的抗旱、抗洪和抗病能力远远高于杂交作物。传统的马来农民严格遵循自然法则，根据雨水和气候安排耕作。
可达赫(Kedah)地区巴陵(Baling)穆斯林农民的农业实践是可持续使用土壤的典范。从19世纪末至今，这里的农民都能够自给自足(除了严重干旱或洪水期外)，并有效地保护了土壤。今天，他们的土地肥沃如昔。穆哈麦德·阿里·宾·伊斯迈尔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穆哈麦德从父亲手中继承了约6雷龙(relong)土地之后，就沿用当地传统的农业技术来耕作。每年雨季到来之前，他赶着两头牛犁地，使土块变得细小易脆，赶在10月份之前做好耕作准备。然后他开始挖沟渠(bunds)，隔开不同作物的巴迪田，以便将来灌溉。11月中上旬雨季来临。他和妻子开始播种，首先在很小的一块地里撒下种子，然后，与妻子哈姆拉商量决定种植2雷龙的马林亚(Malinja)水稻，2雷龙的泰(Thai)稻，1雷龙的塞林迪特(Serindit)水稻和1雷龙的普鲁特(Pulut)水稻。每个品种都经过他们的精挑细选。马林亚稻长且结实，抗旱涝能力强;泰稻产量高、稻米香，可抗病但不能抗骤雨;塞林迪特稻处于两者之间;普鲁特稻(米的黏性好，可用来制作糕点)不能抗旱，但是马来人最喜欢这种稻米。
3.穆斯科古科(Mus-le-go-uk)族人的农地保护
据雷维朗·那奈持·马克·凯(2005)的研究，穆斯科古科族人的文化是理解土地而不损害她，反对遗忘土地的习俗，重视对农地的保护和管理。以下是长者萨那迪乌斯·菲德勒对斯沃姆皮-克里人习俗的分析:
“习俗帮助我们把维护生命的平衡当成是最重要的事。维护自然平衡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因为我们从土地中获得生命。每一次我们从土地中有所获取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与土地密切相依。我们的习俗要求我们回报土地给予我们的一切，重建我们与土地之间的平衡。当我们坐下来祈祷时，我们把神圣的烟斗献给土地，就像献给八方伟大的精灵一样。土壤由我们祖先的遗骨构成，它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生命。
土地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属于土地。这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它告诉我们对待土地的适当行为方式以及土地对我们的要求。造物主与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人为划定的。我们对土地的行为方式并不符合万物和造物主意愿。我们有可能了解到土壤丰富的细节，但是我们仍可能完全远离生命的平衡。对我的民族而言，从属于土地就是一条找到自我的道路，这是技术和耕作无法企及的。我们需要重新拾回我们的责任:生命是上天的恩赐，因此我们必须在所有的事情上感谢造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