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由百般阻挠到模棱两可，最后才不得不同意中国加入WTO.
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自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向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复关申请起，国内外无数次预测这场谈判的时间表。但谁也不曾料到，由于谈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一谈就是15个春秋。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位。从1987年就担任GATT（后为WTO）中国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说，当初履新伊始，有人戏称他这个主席也许得干10年。吉拉德不以为然地大笑，岂知到头来竟干了14年半！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酝酿、准备复关事宜；第二阶段从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
1994年底，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成员漫天要价，无理阻挠，中国复关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并根据要求，与WTO的37个成员开始了拉锯式的双边谈判。从1997年5月与匈牙利最先达成协议，到2001年9月13日与最末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直至2001年9月17日WTO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这期间起伏跌宕，山重水复。而最难打的硬仗，莫过于中美谈判，其次是中欧谈判，其中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
中国入世谈判的整个历程，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正确决策。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这场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些原则对入世谈判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备受瞩目的中美谈判范围广、内容多、难度大，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要价非常高，立场非常强硬，谈判又不时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干扰。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以大局为重，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朱镕基总理等在最后一轮中美谈判中亲临现场，坐镇指挥。我方代表坚持原则，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这场最关键的战役取得双赢的结果，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从而使入世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谈判的最终成功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几经周折后也正式达成双边协议。对于这两场谈判，欧美首脑普遍盛赞中国领导人在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和逐步开放市场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胆识与魄力。偏爱中国丝巾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正是由于江泽民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对手得以言和。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个又一个WTO成员，中方力争的焦点是什么？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说，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企业抗风险能力日益增强，但总体上国内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与国外差距甚大。所以，谈判的核心，就是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这是我们的底线。双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具体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农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问题，而农业和服务业又是双方相持不下的难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入世后9亿农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贸易待遇并保证其收入增长？服务业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主动力，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额占其GDP的70％—8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如何促使服务业在放开后能有一个稳妥有序的过渡期？
寸步不让的意志比拼，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15年来的每一场谈判，中方“从来不打算减少一美元、从来没想少说一个字来求得妥协”。经过艰苦斗争，美欧等发达国家不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WTO成员就我国加入WTO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双边谈判的结果是平衡的，符合WTO的规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样，第一，我国赢得了过渡期和市场开放的主导权；第二，我国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了必要的灵活反应；第三，迫使谈判对方在谈判中满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国承诺给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我国加入WTO后美随时可与我方中断WTO关系的条款），同意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等。从长长的入世谈判清单上也不难发现，中方代表为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和必要的保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