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律的特点：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
封建王朝，特别是李世民即皇帝位以后，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采取了许多加强
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措施，促使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科学文化等，得到空前发展。唐朝成为继两汉之后强大的封建王朝，也是当时最大的文明国家。唐律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它是我国古代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时期的产物，从唐律的内容看其有以下特点：
第一，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科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体例完善是说一部唐律，几乎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而使它成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律典。唐律之所以有这样完善的体例，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唐初社会稳定，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
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封建社会所有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已呈现出来，而且需要运用
法律手段进行调整，同时，自
秦汉以来，近千年的封建统治和法制建设，为唐律的制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结构严谨主要表现在《名例》篇与各篇的关系，以及律条彼此之间的照应，特别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的主旨，统治者运用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轻重缓急，使人看了一目了然。科条简要，宽简适中表现在以往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汉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导致律令杂乱。西晋修律对汉律令作了大幅度缩减，北齐律定为12篇，949条，较前又有所进步。唐沿隋制，实行精减、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2条，并为后世所继承。仅以太宗修《贞观律》为例，“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足见唐律的上述特点。
综观唐律篇目体例排列的逻辑次序，结构严谨，一环扣一环，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反映了唐代立汉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
第二：礼刑并用，礼法合一。礼法结合，德刑并用，肇始于汉代武帝时期，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礼法进一步结合。于唐代，礼的基本精神，成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唐律《名例律·疏》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皆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说明德礼与刑罚作为统治手段，相辅相成，二者不能分离的关系。唐统治者借助《疏议》，把德、礼都赋予法的内容。例如为解释“谋反”引《公举传》云：“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以此论证谋反罪必须在“将”行未行时，即严加镇压。因为按照德礼的要求，“惟子惟臣，惟忠惟孝。”在封建社会，忠孝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忠君、孝亲，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准则，把它赋予法律的内容，违犯这最高准则，便构成严重的犯罪，处以相应的刑罚。这种精神几乎贯穿于唐律的第一条文。
第三：宽仁慎刑。史书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隋朝实行严刑峻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局面。他们以此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在贞观年间修订旧律时，降死刑为流刑者九十二条，降流为徒者七十一条。其它削去烦苛，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综观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惟有唐律规定者最轻。主要表现在：（1）唐律规定法定刑有笞、杖、徒、流、死五种，分二十等。死刑处决方法只用绞、斩。（2）基本上一罪一刑。唐以前或以后，有时一罪二刑、三刑。（3）刑罚加减方面以从轻为原则。例如加刑一般不加至死，如加至死，也只是到绞为止，而不加至斩。（4）加役流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这是唐太宗时创设的。凡死刑犯可不杀者则流三千里，一般流刑到流放地后，在那里加役一年，而加役流多劳役二年，即加役二年，共三年，所以叫“加役流”。总之，一部唐律都贯穿着轻刑原则。
慎刑，是指对犯罪者处刑时，取慎重态度。唐太宗曾对他的臣下说：对待一般犯罪“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对于死刑，因为“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故规定：对判处死刑的罪犯，在执行前要反复审核，反复向皇帝奏报，在京师的“二日中五复奏”，各州则“三复奏”，表示慎刑的态度。史载由于实际此制，而使“全活者甚众”。在一定程度上自能减少冤狱。
二、唐律在法律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律，由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使它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史上，上承战国时期的《
法经》，历经秦汉魏晋，至唐而集其大成，成为典型的封建律典。从而也使它成为唐以后历代封建律典之楷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清代大学问家孙星衍曾说：“不读唐律，不能知先秦历代律令因革之宜。”换言之，读了唐律，就能够了解历代律典之擅递关系和来龙去脉。纵观中国历代律典发展变化的事实，诚如
孙氏所言。
由于唐朝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先进的国家，与各国的经贸关系和友好往来，非常频繁，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来唐，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唐律设有“化外人”文条，调整外国人居唐期间的法律关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为唐律是一部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律典，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需要，他们在学习
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把唐律引进本国，结合本国情况，制定自己的律典。在亚洲，最突出的是日本。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郭沫若指出：“在隋唐两代日本的派遣了不少的僧侣学生，来到中国留学，把中国的文化，各种
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和盘地输运了去。”其中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桑藏所说：“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只不过再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例如将唐律中的“八议”省为“六议”，删去“议勤”、“议宾”。将“十恶”改为“八虐”，删去“不睦”、“内乱”。刑罚制度大宝律仍沿唐律笞、杖、徒、流、死五刑。惟流刑不计里数，而分为近流、中流、远流三等。大宝律所规定的罪名，如阑入宫殿、犯跗、指斥乘御、私渡关等，皆与唐律相同。朝鲜古代律典，据
《高丽史》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
时宜而用之。”越南古代刑法，亦“参用隋唐”。可见，唐律的影响，不仅及于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而且及于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在世界几大法系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它对世界封建律典的影响，堪与罗马法媲美。因此，说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遗产中保存至今的瑰宝，应该是非常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