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哪些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第一,是义利关系问题.一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
第二,是整体性和个体性问题.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比如中医和西医,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西医不一样,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它重视整体中的局部.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之间差异还表现在交往中,比如在很多报导中,一为中国人到西方人家吃饭,当主人问今天吃中餐还是西餐时,客人很客气的说道：“随便.”“客随主便.”西方人对这样的答复难以理解,他们说一听到撍姹銛这个词就头疼,不知道怎么弄好,不好操作.我们思维方式深处,认为客随主便是礼貌的表现,是对主人的尊重,可西方人不这样看,这就是区别.反过来看看,欧洲人到中国来,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他一定不会说“随便”,一定会明确表明自己的愿望.今天就吃西餐,或者就吃中餐,而中国人往往较少表示个人的愿望,当我国代表团出访时,外方接待我方代表团,对方问,各位想喝什么?如果团长说喝茶,后面几位可能也都说喝茶.人家奇怪,怎么一个说tea,就tea,tea全下去了.
第三,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总是强调“和为贵”,“天人合一”等,而西方则讲究多样的标立新说.我们在感谢对方接待时往往是这样几句话：你们国家很美丽,你们人民很友好,你们接待很周到,等等.他们认为万里迢迢从东方到西方,难道没有任何一点不同的感觉,为什么一律都是这么三句话呢?后来有一个代表团走的时候,除了三句话以后,他说,我现在想提点建议.这几个人马上很认真听,想听听代表团离开前的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希望你们介绍材料能译成中文.第二条是你们这个牛肉能不能煮得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受不了.第三点希望你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能有所了解.他们听了感觉特别好,听到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表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做到,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你们喜欢什么了.
第四,是东西方感情表达方式的差异.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我敢打赌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定看不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
第五,是我们思维方式里经常有意会性.他们是一种直观性.比如我们有些文章或在生活中喜欢用暗示,或者喻古论今.这种含蓄需要你去意会,所谓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与西方人的直观性不太一样.像钱钟书先生的关于西方与中国文化方面的对比里,更是谈到了中国诗的长处,它虽然只有寥寥数十字,但表达比西方的长诗更有意境.但对西方人来说,这又是很深奥且难以理解的东西~

Answer 2

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
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别是：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

东方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而西方人则喜欢简单，不愿使自己活得太累。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单纯，简直有点傻，或者说像小孩，童心重。
西方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契约社会讲究“先说好后不乱”，它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些时候要用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当事双方的责权利。

中国人往往以出主意提建议表示关心。
西方人比较看中个人的独立性。受人照顾往往被视为弱者。在给对方出主意或提建议时，不能使对方认为自己小看他的能力，不必教人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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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3

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
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别是：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

东方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而西方人则喜欢简单，不愿使自己活得太累。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单纯，简直有点傻，或者说像小孩，童心重。  
西方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契约社会讲究“先说好后不乱”，它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些时候要用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当事双方的责权利。
中国人往往以出主意提建议表示关心。
西方人比较看中个人的独立性。受人照顾往往被视为弱者。在给对方出主意或提建议时，不能使对方认为自己小看他的能力，不必教人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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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4

中国与西方
西方有则寓言，好像是说有个人捉了一只乌龟，想把它吃了，又不愿意承担屠杀生灵的道义责任，于是他在煮沸了水的锅上，横起一根木棍儿，对乌龟说：“如果你能从这上头爬过去，我就放了你”。乌龟走投无路，只好放手一博，把着那弯曲晃荡的木棍，在蒸汽的熏蒸下，艰难的爬了过去。当这个人惊讶的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时，随即眼珠一转，又对乌龟说：“你再这么爬一回”。
中国古代有一个官职，叫做“牧”，三国时期的刘备就领过益州牧。牧的意思就是像放羊那样，牧养老百姓！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老百姓只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他们爱百姓，保护百姓，就和羊的主人爱护羊，保护羊一样，他们养羊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羊的幸福，让羊吃饱，也只是为了杀羊的时候，他们能吃到更多的肉。
那则西方寓言想说的是，如果规则是强权一方制定的，你就不要指望处于强权的一方会遵守这个规则。其告诉人类的要义是，决不接受强权。
而中国经过千百年的封建统治到现代的大革命和新中国，中国这一放牧人民的政治传统，却始终如一的坚持到了今天。其特征就是，承认强权，接受强权，然后在强权之下，再寻找生存空间。中国的政治伦理就是谋取强权，争夺霸权，终极目标就是王权，王权是最高霸权！
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是约法，由大家共同参与制定，由大家共同遵守执行，它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遵守约法的人称谓是公民，约法体现的核心是“平等和尊重”。
中国的法律是王法，由统治者制定，让被统治者遵照执行，它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遵守王法的称为臣民，王法体现的核心是让统治者为所欲为满意称心。
西方的社会文化是从基督传统而来，核心是善，其教化作用是博爱，这种爱的传统发展到今天，已经取消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把这种平等思想，从本民族扩展到了对其他民族的平等，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几乎囊括了全世界的所有民族，而全体人民都是美国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共同遵守一部法律。
中国的社会文化核心是玄学，目的是用受命于天来恐吓教化人民，其教义就是让人民知道统治者的统治是合理合法的，凡是符合这个教义的文化，就可以发展，凡是不符合这个教义的，就必须清除。发展到今天，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已经过渡到了现代观念上的，国家利益至上。
约法和王法是一个道德的分水岭，西方人所说的道德，是把强权踩在脚下发展起来的道德，而中国人的道德，是被强权踩在脚下，发展起来的道德，没有了强权的西方，拥有以责任为前提的自由公民，而在强权笼罩下的中国，产生了大批以取悦当权者为己任，以附庸权势为奋斗目标的臣民。
西方的道德，是站着的道德，因为谁也不能把别人踩在脚下，人与人之间要和平共处，就需要相互尊重，这是一种平等的道德，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中国人的道德是跪着的道德，既然已经接受了可以被别人踩在脚下，同样也就能接受把别人踩在脚下，而既然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当然也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尊重，而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人和人之间靠利益形成的是一种施舍与被施舍的主从道德，就是私德。中国社会只讲私德，不讲公德。
西方社会的资本性质，决定了西方社会有着公平交易的社会传统，统治者对维护社会公平交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训练了国民公正平等的意识，如果谁要是想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更大的财富，你就必须创造更大的财富，除了法定应缴的税款，你的个人财富不容别人染指，其社会本质，是创造社会财富，而非掠夺。
中国封建社会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性质，这种在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强权，有着合法加害的无尽威力，可以让一个生活在这种强权下的人，为自己没有变的更不幸而接受现在的不幸，从看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而对自己现在的不幸感到庆幸。不受约束的权力，使中国的社会财富无条件的向权势集中，谁能拥有更高的权势地位，谁就拥有更多的对社会财富的使用权和支配权，一个人财富的多少，是由他拥有的权势地位决定的，是随着他的权势地位上升而增加，同样也会随着他的权势地位的丧失而失去的。在中国社会中，除了皇家的威严和利益不容冒犯外，统治者对建立合理的平民社会规则不感兴趣，更不会为此负责任，统治者是不保护个人财产的，相反，倒是可以随意染指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别人的财产，中国的手工业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各种势力就会介入分肥，使得中国的手工业者，只能满足于停留在，够养活自己的手艺层面上。这种社会的本质，对财富是掠夺，而不是创造，中国的官场政治斗争，争夺的就是对这些社会财富的分配比例，至于到底社会拥有多少社会财富，完全不重要。中国的统治者，只强调自己是正统，而不强调正义，他们既没有道德追求，也不想为臣民树立什么道德榜样，老百姓宁肯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去祈求能显灵的菩萨或者一棵树，也不指望官府会出面主持公道，屈死不告官，这是中国老百姓，从残酷的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血淋淋的经验教训，在这种人治社会，没有人会指望有真的司法公正。
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统治者，不接受任何道德樊篱的约束，甚至懒得伪装，他们对皇家威严的要求远高于合理社会秩序的要求，这种没有被文明驯服的权力，完全靠中国那套拉拢打压的政治手腕治理国家，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场政治，几乎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全部，其中尔虞我诈，波诡云谲，世所罕见。一旦谁在政治上得势，就可以封妻荫子，鸡犬升天，而一旦谁失势，轻者抄家罢官，重者枭首示众，以儆效尤。号称尊老爱幼的儒家礼法，在中国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育婴堂和敬老院，倒是孕育出了灭九族，夷三族，满门抄斩的所谓斩草除根的政治智慧，连耄耋老人和襁褓中婴儿也不放过，其残暴，使得所有读懂中国历史的后人，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自汉武帝始，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虽然都大力提倡儒家礼教，但中国的统治遵循的确是法家的强权政治，儒家思想只是因为可以美化和掩饰法家的残暴和血腥，才被统治者拿来作愚弄中国人民的幌子，而所谓儒家礼教从一开始，就是孔子为了讨好统治者而推崇的，一个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让老百姓遵循的礼教，当然不会是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和在自然法则，而一定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让老百姓尊孔敬孔，无非是让老百姓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儿，别给统治者添麻烦，就像牧羊人不希望自己的羊群内发生打架一样，因为这会让他感到自己的财产受到损失。接受了儒教，也就等同于接受了统治者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儒教强调忠顺的文化背景下，除了担心触及老百姓造反这个底线，统治者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彻底接受儒家礼教，绝非自愿，而是统治者强加到老百姓头上的。
中国的儒家传统道德，虽然大讲特讲的是，仁，义，礼，智，信，非常冠冕堂皇，可是由于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平等的思想理念作基础，做什么都不会一视同仁，所以这种道德在现实社会的实际操作中，都是和三十六计一块用的，至于对谁仁，对谁义，都需要先察言观色，而后再运筹帷幄，其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足与外人道。
已经跪拜在强权之下的中国官僚政治，所谓忠君爱国，不过是向上邀宠的政治手段，真正掩盖的是千里求官只为财的真实官场规则。他们维护统治者的权威，那是因为国家体制是官僚们赖以寄生其政治生命的宿主，官场就是把国家名义下的权力分级承包，官员的权力范围就是他们的利益范围所在，官员们依靠利益共识组成的共同体，可以轻易的把以国家名义聚敛的财富在官场下实行再分配，这才是官场政治争夺的焦点，也是各种冠冕堂皇决策背后的真实动因。中国官员的外在政治形象和个人真实品质有着天壤之别，得益于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官员，在无耻方面从来没有心理障碍。这种利益分配，既要受到看不见的各种势力介入的影响，还要被看得见的权势地位的所限制，充分认清形势，达成默契，获取自己势力范围内应得的那一份，是每个官员必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本分，任何超出自己身份的妄想，都会遭到来自官场上明的暗的严酷打压，直至被排挤出官场，从而彻底退出这个利益共同体。但不管如何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官场的体面必须保持，这是官场争斗的底线，谁触及了这条底线，都会遭到官场上下各方最残酷的迫害，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政治的两面性，使那些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进入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官员最先被淘汰出官场。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所有在中国想出人头地的人，都把进入这个体制作为钻营的终极目标。而一个人要在官场立足或者升迁，官场内的互相支持是决定因素，维系政治关系的，是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谓友谊，不过就是团结在一起为了去做掉别人，这里判断事务的道德标准，就是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无利。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只有拉关系的能力，才是真正被认可的政治能力，其他能力，如果不能有效的转化为这种政治能力，则一钱不值，任何真知灼见，如果没有相应政治背景的支撑，都只能沦为茶余饭后的笑谈，而被世俗政治所淹没。那些被踢出官场的，并非是因为本职工作个人操守做的如何，而是毁于派系倾轧和利益之争，这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使得官场如战场，尽情展示个性，甚至无视道德法律，那都是身份地位优越的表现，是流氓无赖仰慕和竞相效仿的榜样，普通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在这块战场上，只要有足够的权力，就连再卑鄙、无耻、下流的行为都能成为令人尊敬而有效的威慑力量。在这种氛围下，人的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被别人决定着，有时候只是跟你有利害关系人的一种感觉，就能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使得人人心怀鬼胎，奉行的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是不能说真话，两面派几乎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存方式。由于看人下菜碟儿的社会现实，面子就成了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地位凭证和通行证，他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团体中和利益紧密相关的地位，如果一旦失去了面子，就等同于失去了在社会团体中的生存根本，为了这个面子，中国人怎么拼命都不过分。
其他社会阶层也和中国官场一样，也都是靠这种拉拢打压的手法维持着各阶层的平衡，任何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成员，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在某种权势上，为自己挣出一点生存空间，这其间争夺的还是面子。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势力和实力才是关键，无所谓是非对错，没有道德层面上的应该不应该，只有现实世界中的可行不可行，讲理的前提条件是，你的胳膊有多粗，整个社会上最让人瞧不起的人，就是没权没势还讲理的人。一到利益面前，中国人无所不用其极，并且大多数人很为自己豁的出去礼仪廉耻感到自豪，什么文明道德全是扯淡。这种没有法律制约的道德，使得流氓无赖在现实社会中，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逐渐形成市井阶层的一些有头有脸的行当，所谓江湖文化和意识也在中国各阶层大行其道。在中国，从来没有西方那种建立在法律公平意义下的商人，如果没有能力同社会上黑白势力相勾结，任何商号和码头都别想立得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到哪儿，都会自发形成黑社会的历史根源。而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人民，则始终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处于被官府和流氓势力掠夺的地位，而最底层的劳动者面对强权，表面看着温顺，但也不是毫无反抗能力，他们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也和那些流氓统治者一样，靠践踏道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大米里掺沙子，往酒里兑水，制假贩伪，以次充好，甚至直接坑蒙拐骗，杀人越货都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营生，除了必须顾及表面上的正常外，私下里也是什么坏事儿都干得出来。这种无德对无德的上下社会互动，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被逼无奈，没有人会愿意在中国当什么劳动者，因为只要你还是靠劳动所得生活，你就是一个下等人。中国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关系，生产关系是次要关系，政治关系才是主要关系，权力通吃的社会现实，让中国各阶层都能充分领教到它的杀伤力，越是接近社会底层，受害就越是深重，所以对权势地位的政治崇拜，也就越是疯狂和直接，而用于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也更加野蛮、血腥和明火执仗。而那些远离政治中心或想独善其身的人，会成为了社会的异类，被社会群体敏锐的揪出来，轻易成为公众可仇视欺辱和嘲弄的共同目标。没人可以逃得掉。就像当年没带政治地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受到了中国社会的群体仇视和欺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这种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使大多数人都巴不得把别人踩在脚下，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很有同情心的样子，这既是为以后发展自己可能的同盟者考虑，也是为了隐藏自己，避免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中国没有同情弱者的传统，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从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身上寻找快乐，用制造别人的不幸来缓解自己的不幸，并且理直气壮在人背后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在想，本篇开始的那则西方寓言，如果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写的，会是怎样？
中国的聪明人信奉的人生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毒不丈夫。在这些聪明的中国人眼里，肯定不能是一只乌龟，应该是一群乌龟，那个人不可能一次吃掉所有的乌龟，这就留有了内斗的时间和空间，这时候每个乌龟要做的不是想着怎么反抗和谴责那个人不讲信义，而是要忙着拉帮结派，寻找当前的打击对象，然后把它给推出去，让它到开水锅上去玩杂技。

Answ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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