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为了社会学导论课程的期中作业所作，该课程的选课代码是SOCI120001.01。再次声明本评论仅供豆友讨论和交流，请勿挪作他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在阅读过程中关注并解答以下问题：
1．什么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
在导论中，韦伯对于即将在本书中进行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行动明确下了定义：
“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作者导论，页15） （1）
“关键是要以货币进行资本核算。”（作者导论，页16）
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定义，关键在于对于合理性的强调。通过对于合理性（而不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其本身作为表面上的组织结构模式）的注重，韦伯表明，自己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的解答是关乎意识形态层面的，而不是仅仅在于经济及其发展史层面的。
在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集中考察了推动和维持资本主义发展运转的精神性因素：
“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个人对其职业的内容应当感觉的而且确实感觉着的义务，无论这个内容包含着什么，特别不管它在表面上是利用个人的力量，还是仅仅利用个人的物质财产（作为资本）。”（页26）
“人们必须把劳动本身当作唯一目的，当作天职去完成。但是这种态度绝不是天性的产物……只能是长期、热诚教育过程的产物。”（页35）
“为使向人类供应物质商品的组织合理化而进行的劳动，无疑一直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终身事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页50）
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事例（以富兰克林的态度为代表）的分析，韦伯指出他在资本主义精神中抓住的核心，即每个人都以工作和赚钱本身作为不容推卸的责任，反对浪费、无节制和不理性，他将之归纳为职业责任感，或称之为天职感。
“就个人所从事的具体职业而言，他（指路德）越来越认为那是上帝要个人完成天意赋予他的各项责任的一种命令。”（页62）
“清教徒对现实的严肃关注，以及他将尘世生活视为使命的态度。”（页66）
德语中“职业（Beruf）”一词与“呼唤、召唤（rufen）” 在词源上的相关性，正是缘于在《圣经》翻译中创造了此相关性的路德及其宗派。韦伯所要考查的，正是“在无数不同历史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中，宗教力量对于形成特殊的世俗现代文化所起的作用”（页69）。
2．围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阐释了何种观点？
第一部分（前三章）提出问题之后，第二部分（第四、第五章）是对于问题的解答。韦伯已经找到了禁欲主义的天职伦理作为新教伦理之所以影响和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上的中间环节，也即“起源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为实际行为指明方向并使个人坚持这个方向的那些心理戒律。”（页76）
在第四章中，韦伯根据加尔文主义——虔信派——卫理公会——浸礼教派的顺序考查了新教的教义。
“他（上帝）通过他那完全不可思议的判决，永远的决定了每一个个人的命运，并控制了宇宙最细微的末节。……这种教义肯定对折服于其完美一致的一代人的生活产生了一种重要后果，那就是一个人内心前所未有的孤独感。”（页84）
加尔文主义所坚持的先定论（即上帝已经确定了一些人作为得到永生的选民）在教义上来说是完整无矛盾的，但是在教众的接受上就很难进行，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确定自己是否选民——就成为了最重要的、也是最没有着落的事，其中产生了很大的张力空间。
“这里，使徒要人们严守自己召唤的规劝，被解释为一个人确定在日常的生活斗争中被选择与否及得到证明与否而应尽的某种义务。”（页93）
加尔文信徒于是不得不于工作中寻求自己已蒙上帝召唤的确定性。随时理性和克制的进行工作，被视为尘世中的“修道”行为，新教在否定天主教的修道制度之后，反而是把修道的生活引入了尘世，规定为每一个的教徒的义务，如此才能确定自己的被选。
“正是由于意识到他的行为……是基于他自身内部的一种为上帝增光的力量，意识到他的行为不仅是上帝所意愿的，而且是上帝所为的，他才达到了他的宗教追求的至善，即获救的确证。”（页96-97）
“加尔文教为其增添了某种积极的东西，即一个人的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的思想。”（页105）
而虔信派虽然并不像加尔文主义那样否定感情，否定一切现世的追求，但是在天职伦理的促进方面，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
“虔信原则的实际作用就是对那种职业中的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禁欲控制。他为天职伦理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宗教基础。”（页116）
“职业劳动也是‘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页118-119）
卫理公会是出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宗教运动，其领导人“……有时把善行说成是获得恩宠的条件。”（页128）
但是就其本身而言，它对于天职伦理更多的是接受和吸纳，并没有提供新的内容。
浸礼会作为宗教运动所产生的地域，与早期资本主义所兴盛的地域重合最大。
“浸礼教行为的严密而又敏锐的合理性，全部被迫纳入了非政治性职业领域。”（页139）
“在浸礼会的获救说中，良心的作用，即上帝对个人的默示，被赋予极大的重要性，这使得他们的世俗职业行为具有了一种于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最具重要意义的特点。”（页139）
其后在第五章中，韦伯则考查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这种导源于宗教的伦理是如何影响和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
“人为了确定他的蒙恩状态，必须‘趁着白天替派他来的人行善’。按着上帝意志的明确表示，只有行动，而不是消闲和享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页148）
“天道已经无一例外的为每个人准备了一项他应当从事、应当付出劳动的职业，这项职业……是上帝要求每个人为神的荣耀而工作的命令。”（页150-151）
“假如上帝为他的一个选民指出一个盈利的机会，必然是有用意的。因此，一个忠诚的基督徒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以遵从上帝的召唤。”（页155）
“世俗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页163）
天职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勤恳奋进的职业精神可以说是直接的思想来源，而禁欲思想对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积累起着重要的作用，使新教国家中的早期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家不至于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中的商人一样，一旦有了一定的资金，就花费在置办不动产、奢侈的生活享受或者大量捐赠上。如此一来，以合理化（体现于最大程度地合理规划时间和计算资金）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形成了。
3．在本文中，韦伯体现了何种学术上的原创性？
在一部并不是专门阐释方法论的著作中，我起初并未很明确的辨识出韦伯的独特研究方法，但是与我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作一比较，韦伯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无涉原则就鲜明的得到了体现。
“首先可以明确地说，这样一项研究无意去评价任何意义上的改革思想，不论它是否与社会或宗教价值有关。我们将不断触及宗教改革的若干方面，这些方面对于真正的宗教意识而言，一定是无关宏旨的、甚至是表面的东西。”（页68-69）
“看来，我们似乎最好完全不闻不问教义基础和道德理论，而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可以确定的道德实践。”（页75）
Wertfreiheit，通译价值中立或者价值自由，我根据其原义，更倾向于“价值无涉”（英译free from value judgement）的翻译。价值无涉的提出，其本身是源于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德语“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作为科学而从古典的人文概念中脱离。韦伯力图以这样的方式赋予这种新的学术领域以与科学一样的精确性和明晰性。韦伯的价值无涉是一种相当精致化的方法论，其本身的充分阐述就足以抵抗一部分对于它的攻击。事实上韦伯自己也明确表示过，完全的价值无涉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每一位研究者都不可避免的处于一种由其本身所处文化所决定的价值预设中，然而必须是这样一种努力，才能够使得研究者尽其所能公正客观的对于异质文化或者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研究对象给予同样的关注和严肃的评判。
4．文本中的问题和回答，对于当代社会是否还成立？
韦伯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今天维持资本主义运转的精神不尽相同。韦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运转依赖生产为其核心，而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消费为核心的体系——以马克思学说的术语而言，便是从工人向生产异化的时代，转型为商品拜物教的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自由》中说：“纵观资本主义历史的开始阶段，其特征是工作同时占据了个人、社会及体系层面上的中心位置。”（页96） （2）这与韦伯所总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当代社会，他写道：“消费者自由已经取代了工作的位置。它充当了联系个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理性的重要纽带——协调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及社会体制管理的重要力量。……在‘消费伦理’……这里，工作（至多）是有效的；人们在物质报酬中寻求满足、自主和自由。生产工作和个人解放的持久姻缘（或许不完美）最终破裂。”（页97）
鲍曼指出，在当代社会中，自由是通过消费而不是生产实现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将消费而不是生产作为实现人生目标的首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消费”并不仅仅指的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所厌弃的奢侈和浪费，反而是今天每一个人都将珍视的：家庭的幸福富足，个人满足感，身体健康，个性得以表明等等。社会的如此转型，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的感觉到的，韦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鲍曼在书中所指出其不符合现实的“美国梦”或者“清教徒开拓者精神”，今天会被我们的主流价值观认为是“不懂得生活”或者“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观的如此重大转变，是否仍旧可以用宗教来解释？是否应该考虑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精神时所无需考虑的大众传媒的力量？是否是摆脱了韦伯在文末所表达的担心所达到的新的自由？这都是值得我们读罢深思的问题。
（1）所标注引文页码，如无特殊说明，均指中译版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道德》，马克思•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2）《自由》，齐格蒙特•鲍曼/著，杨光，蒋焕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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