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长寿：得益于是共产党员
孙毅的身体好是全军出了名的，当年八九十岁的时候，每天还走十几里甚至二十里路。出去办事，专车不坐坐公共汽车，还给老幼病残孕让座，带动了他常乘坐的那路车良好的风气。
孙老将军的右腿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经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的再三会诊研究，报请军委总部批准，决定对他的右大腿进行截肢手术。听到这个消息，平时很少流泪的老将军抱着右腿号啕大哭。但孙老毕竟是久经沙场，有顽强战斗意志的老将军，加上军委领导的悉心劝说，孙老很快恢复了平静，于2000年10月毅然进入手术室。
孙老因患胃穿孔，曾两次做手术，医生担心其时已94岁的他做不了胃镜。但孙老以顽强的毅力顺利地完成了胃镜检查，成为做胃镜年龄最大的患者。
1993年孙毅过90岁生日，时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上将对孙毅说：“我要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希望你带个头，成为全军的第一个百岁将军！” 2002年5月12日，孙毅将军在自己家里愉快地度过98岁生日。再过两个生日，孙老就会完成迟浩田上将交给他的任务了。 他笑眯眯地说：“我快100岁了，这得益于我是共产党员。”大家都有些诧异。孙老接着说：“作一名共产党员，我心情愉快。虽然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走十几里路了，但我坐在轮椅上也要天天在院子里转。再有就是我每天都写字。”
在当年的长征路上，他作为军委教导师参谋长本应该骑马，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以“孙毅是白军过来的”为由而取消了他的骑马资格。面对如此歧视，孙毅一笑置之：“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就这样，他毫不介意地凭着自己的一双铁脚板走完了长征路。每当有人提起这段不愉快的往事时，孙将军总是豁达地调侃道：“我还真要感谢那位李德先生，他使我锻炼了两条腿，为健身打下了基础。”孙老的言语间始终流露出乐观、自信与自豪。
谁也料想不到，早在60多年前，他曾被白求恩大夫诊断为“生命前途不佳”。那是在1938年深秋，在太行山上，诺尔曼·白求恩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受聂荣臻元帅之托，为病情和身体状况不佳的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白求恩大夫坦率地说：“孙校长你太疲劳了，应该立即放松身体，减轻身体的负荷量，否则你难以完成将来的重任。”“白大夫你是对的，可我是校长，时刻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孙毅坚定地说道。白求恩大夫双眼紧盯着这位倔强的中国军人，翘起拇指连声说道：“That's Great!Great!”体检后，白求恩大夫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聂荣臻元帅：“孙毅校长工作时精神高度集中，过度劳累，患有严重的胃病，他的生命前途不佳。”并恳请对孙毅同志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然而，白求恩大夫恐怕没有想到，60多年后的今天，孙毅将军依然健康地活着。
孙老每天只睡六七个小时，坚持收看新闻，读书读报写字，生活很有规律，心情也很愉快。他用实际行动验证着自己“生命在于运动，锻炼能抗百病；刻苦锻炼，保持康健；健康生快乐，快乐生健康；名利、地位观念打破了，精神才能真正愉快，思想上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那段名言。 孙毅出生于河北省大城县城内一个贫农家庭，原名孙俊华。1920年10月，高小还没毕业，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孙毅就离开家乡出去找事做。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孙俊华改成了孙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取“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的意思。
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军阀混战，孙毅飘泊了两年多，从北转到南，到过上海、厦门、潮州，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安身之业。他只好又从南转回北，投奔在河南开封做事的哥哥。哥哥在相国寺街警察所当教员，生活也很窘迫。孙毅在开封呆了半年多，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差事又丢掉了。哥哥终于也忍不住了，一次和他吵起来，冲口说：“你拉个洋车去，也比在我这儿闲呆着强呀！”
一句话刺痛了孙毅，他一赌气直奔开封南关招兵处，报名当了兵。1923年夏末，被编入河南陆军开封补充营第一连。在旧军队中混了四五年，孙毅结识了一位后来对他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朋友——赵博生。那时孙毅在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参谋处做少校参谋，而赵博生是26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常常以老大哥和知心朋友的身份和孙毅聊天，有意无意间谈起工农红军的事。1931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中校参谋的孙毅在旧军队已经奔波11年，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祸国殃民、反动腐败，更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当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发动暴动，第26路军17000人在驻地江西宁都县，举行“宁都暴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这是当年发生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当时孙毅所在的25师师长李松昆拒不参加起义，带着一个团逃跑了，师部也乱作一团，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该跟着哪头走。孙毅由于听到过赵博生的多次暗示，心里已经有了底。他看见总指挥部楼顶上的青天白日旗已换成了鲜艳的红旗，全副武装的队伍正浩浩荡荡向南进发，就催着参谋处长说：“大部队都集合了，我们也赶快出发吧。”就这样，孙毅同师部和警卫排的人一起追上了南进的队伍。
孙毅赶上了赵博生，立即上前大声说：“参谋长，我们跟上来了！”赵博生看见孙毅也十分高兴，说：“好啊，我们真的要当红军了！”直到这时，孙毅才知道，赵博生已经在两个月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毅随部起义后任红14军侦察科长，后调任红14军第41师参谋长。
有人说，大凡留须的人个性都强。但凡见过孙毅的人，都会对他的高尔基式的胡须留下深刻的印象。孙毅的胡子是在21岁上蓄起的。那时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作战负伤接着一场大病，卧床两月险些丧命。瘦成一把骨头的他终于站了起来，在主人危难时一刻没有停止生长的胡子也跟着留了下来。参加红军后，有一天孙毅在路上遇到策马而至的朱德总司令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他停下脚步，向两位首长立正敬礼。朱德勒缰下马，操着一口四川话风趣地说：“你就是那个关共产党员禁闭的孙毅吧？我可是从你的胡子看出来的哟。你可晓得，红军的条令规定不能留须。难道你不怕我来关你禁闭吗？”
“不怕！总司令。”孙毅一脸严肃地回答。“那你告诉我，为啥子要留这胡子？”朱德问孙毅。“人遇到危难时，身上的油跑了，肉掉了，就这胡子不跑，还一个劲往上长。这胡子义气，像是人的精气神，剃不得！”孙毅也不知怎么就冒出了这样一番高论。朱德听罢好一阵开怀大笑。分手时他嘱咐孙毅，好好留着这胡子，别人有意见，你就说是我朱德和毛泽东破例让你留的。
孙毅在红军学校担任训练部俱乐部主任。每逢重大节日，学校都要举行文艺演出，叶剑英校长常常亲自拉二胡。有一次，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编了一个话报剧《活捉敌师长》，因为敌师长陈时骥蓄着小胡子，所以，挑演员时犯了难。正在这时，李伯钊突然说：“孙毅不是留着胡子吗？”于是，孙毅生平第一次登台演起了节目。演出很成功，赵品三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千万别剃掉胡子，下次演节目还要找你！”孙毅的胡子也果真再没有剃，一直伴随了他一生。从此，孙毅有了个绰号——“孙胡子”。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人们不再叫他的官职，背后称他“孙胡子”，当面则省去“孙”字，直称“胡子”。红军中“孙胡子”的外号也就传开了。 1989年10月8日，正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全国妇联、全国老龄委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全国金婚佳侣评选发奖大会”。孙毅、田秀涓夫妇被评为全国“金婚佳侣”，一同参会的王平上将与夫人范景新过来祝贺。比孙毅小三岁的王平靠近孙毅的耳朵高声说：“胡子，忘了没有，当年我还闹过你们的新房呢！”大家都乐得哈哈大笑。
有人认为，军人出身而性格倔强的孙毅能和田秀涓情深意笃，肯定是田秀涓让着他。其实不然，孙毅将军说自己与老伴儿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正是按照周总理的“八互”为准则的。这就是：互尊互爱、互学互助、互谅互让、互劝互敬。田秀涓原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她与孙毅美好的姻缘，竟起源于孙毅鲁莽的一掌。
1939年初春的一天，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正在研究作战方案，参谋长孙毅与司令员聂荣臻争得脸红脖子粗，争到忘形之处，甚至拍起了桌子。聂荣臻回到家对夫人张瑞华说，“这个孙大胡子，脾气倔得像头牛，得找个人管管他。”后来，这对“月下老人”经过精心挑选，为孙毅物色了曾在边区妇女中以英勇抗日闻名遐迩的“田氏三姐妹”中的大姐——田秀涓。
田秀涓，1917年11月生于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城内，毕业于河北省保定女子师范学校。“七七事变”后，她抛弃了教师工作，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同学们，我走了，为了我们的国家！”就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义无反顾地来到前线，她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主持完县妇救会工作。
一天，聂司令员对孙毅说，“孙毅同志，交给你一项任务。”“什么任务？”孙毅以为让他去前线打仗，精神头立即上来了，腰板挺得直直的。“去给田秀涓写封情书，一定要把她俘虏过来！”“......是！”孙毅犹豫了一下，敬了个礼。
当年8月，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在阜平县城南庄镇沙河南边一村庄召开党代表会议，田秀涓是会议代表。这时，孙毅正准备调往冀中军区任参谋长，晋察冀军区首长特意安排他暂住城南庄休息几天，还安排他出席边区召开的这次党代表会议。
会议期间，孙毅亲笔写了一封独特的求爱信，交给与会的田秀涓。信里开头就是一番自我曝光：家境贫寒，结过婚，有一孩子，在旧军队混事多年......田秀涓接到信后，心里真是忐忑不安，但当她偷偷看完信，却被孙毅的坦率和真诚感动了——这个年轻姑娘的心中油然而生一团爱火，她决定答应孙毅。
姻缘一“纸”牵，晋察冀边区党代表会议结束，孙毅约田秀涓到城南庄东街住处一谈。两人尽诉各自的经历，在心心相印的坦诚交流中，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
1939年9月15日，城南庄一间普通农舍，成了孙毅、田秀涓的新房。聂荣臻、张瑞华夫妇亲自操持，王平等一些年轻将领在婚礼后赖着不走，非要听窗闹洞房不可。
1991年5月10日，聂帅接见孙毅，第一句话就问：“胡子，秀涓好吗？”87岁的孙毅给老帅立正敬礼：“报告司令员，她很好，她问您好！”聂帅笑了，他在心里称许田秀涓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如今的孙胡子早不是那个拍桌子的武夫，已经成了一员著名的儒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他被史学家们称为“我军杰出的军事教育家”。
1985年的一天，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田秀涓从外地开会回北京，下了火车，就往家里打电话。孙毅正在习书，他放下笔对警卫员说：“我去接她！”警卫员要开车，以清廉闻名全党全军的老将军一摆手，说：“不，这是私事，我走着去！”于是，就拄着拐杖去北京站，把老伴接了回来。老夫妻俩在胡同里走着，彼此诉说别后的相思，成为左邻右舍争看的美好景致。
孙老与夫人钻石婚（60周年）纪念日的那天，他搬个凳子想让夫人坐下休息，不小心摔了一大跤，造成大腿骨折。当时，把大家吓了一大跳，但没几天又能独立走路。正是这些小音符，写就了孙毅与老伴一生相亲相爱的动人乐章。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罗荣桓元帅就称赞孙毅：“你是青年工作总干事。”1982年5月，孙毅将军应邀担任总参青年工作顾问。但实际上，他开展青年工作不但远远超出了总参的范围，也远远超出了军队的范围。
几十年来，孙毅先后同北京和外地的30多名青年建立了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据孙毅自己解释，就是“双方保持联系，我愿帮他们进步、做人，他们也乐意向我说心里话，这种关系是自觉自愿、无拘无束、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
曾得益于孙毅将军教诲的青年中，有理发员、保育员、售货员、司机和大学生等。不少已是处级干部了，还有的成为副局级领导。多年来，孙毅一直坚持给他们邮寄书刊，自己买大信封寄，原来一个两毛钱，后来长到6毛、8毛。每月两次，每月寄出的书刊达上百本之多。仅寄书、杂志这一项，当年每月孙老就要拿出200元钱，因为书、杂志都涨钱了，在要用600元钱。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孙毅都是自己选购、包装、送邮局发出。每月工资发下来，抽出一千元交给老伴作为伙食费，余下的钱除交党费外，全部用于青少年，包括捐助失学儿童。到月底，孙毅口袋里常常出现“财政赤字”，不得已就找警卫员商量：“我买书的钱不够了，去卖点旧报纸吧！”有时候干脆开口向老伴求借，可他心甘情愿。
1996年春节前夕，孙老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大量的书籍，打成若干捆，准备寄给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结果不小心被绊倒，他的儿子兢兢急忙跑过去扶他，他坚决不肯，硬是自己站了起来，还幽默地说：“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嘛。”
从20世纪50年代起，孙毅就经常奔走在北京中小学的讲台上，为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报告，讲红军长征故事，深得好评。“文革”结束后，孙毅痛切感到十年浩劫给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他说，为了这些娃娃，我老汉得放下架子，厚着脸皮自找事做。
一天上午，孙毅走进离家不远的锦什坊小学，找到刘校长，开门见山说：“我叫孙毅，是你们学校的邻居，想给孩子们讲讲革命故事。”年轻的学校校长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在老汉的一再要求下，校长不好推辞，就同意当天下午请他给4年级5班讲一课。年已古稀的孙毅走上讲台，两手向后一背，气宇轩昂地讲起来：“小朋友们，我今天给你们讲几个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孙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的故事一个个生动感人，一下子把小朋友们全都吸引住了。下课后，孩子们围住孙老汉不让他走，不停地问这问那，有的还让老将军签名留念。刘校长看到这情景，高兴得不得了，当即邀请孙毅担任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用同样的办法，孙毅又担任了兵马司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消息传开，北京的许多学校纷纷上门邀请孙毅。从此一发不可收，孙毅担任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顾问，成为了60多所大学、中学、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或名誉校长、名誉教授。
1989年2月1日上午，在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小礼堂举行全国热爱儿童颁奖仪式，主持会议的宋任穷请孙毅讲几句话。80多岁高龄的孙毅来到话筒前，用他惯有的热情，慷慨激昂地讲起来：“我们共产党员有老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却永远不老。为了孩子们，为了祖国的未来，把个人与党的整体利益融在一起，我们就会永远感到年轻，就会得到永远不老的生命，生命的火焰，永不熄灭！”蓦然间，只见他手臂高举，话音停顿，身子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医院诊断孙毅突发急性脑出血，经过三天三夜抢救，孙老才苏醒过来。出院时，医生反复告诫他要少讲话、少激动、多休息。人们劝他：“您老岁数大了，应该休息了。”孙毅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继续奋斗，哪有停止的道理。”每当有孩子们的活动来邀请，孙老还是忍不住要参加。
80年代以来，退出一线的孙毅担任几十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给青少年做传统报告900多场。迄今，已有几十万青少年听过孙老的革命传统报告。
言行：缩短与群众的距离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实行军衔制为标志，进入了建军新阶段。授衔前，曾有一些同志因争名、争利、争军衔而闹情绪，甚至哭鼻子。在一些同志的眼里，肩膀上金星的多少至关重要。而孙毅却向组织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升高官，要俸禄。”最终中央军委以标准为据，上下评定，全军平衡，于1955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授予孙毅陆军中将军衔。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孙毅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想一想入党时的誓言，浑身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文革”中，孙毅受到了冲击，被打成“三反分子”，12年没有安排工作。“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心。我对老伴和孩子们说，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
当历史结束了10年的政治浩劫后，许多人开始为夺回10年的损失而加倍努力时，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孙毅，向组织写了一封请求辞职的信。这在全国政协的众多委员中还是头一个。这一年的秋天，孙毅又在总参党委会上，对着总参党委书记、总长杨得志，三次弯下他那一辈子只向党和人民才弯下的坚挺笔直的腰板，真诚地恳求辞去总参顾问的职务......
孙老经常和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谈怎么安度晚年。他说，一定要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心理健康包括：胸怀宽阔，就是思想开朗；家庭和睦；邻居友好；老友往来；做点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加强体力脑力锻炼，促进健康长寿；认真学习，提高思想觉悟。
孙毅的家在北京西城的一所老四合院里。自从1971年搬入至今，邻居只要有困难,都会得到他的帮助。他来自人民，生活在群众中。清晨，傍晚，老将军散步时，老年人见了微笑同他点头示意；青年人见了向他问好；孩子们见了欢快地叫着：“孙爷爷好！”
老将军走到哪就把好事做到哪，外出散步，看到路面上有砖头、石块，总要用脚踢到路边或用手拣到垃圾箱里。他说：“别看小小一块石头，有时可真坏事。我亲眼看见过一个中年妇女，因为自行车轧在了一块石头上，摔得头破血流。”走在路上，看见蹬三轮车卖菜的人爬坡费力，老人就在后边助一臂之力。有人夸奖他：“你老汉真是个活雷锋啊！”他就摇摇头说：“不敢当，我比雷锋还差一大截子呢。”
孙毅发现外地来京的人常常因人生地不熟，不知道乘哪路公共汽车，不知道上哪儿找厕所。于是他用了半年多时间，走遍了住家附近60多条胡同，记住了100多个公共厕所的准确位置和20多条公共汽车路线，这样，当有人向他询问时，他能马上告知对方最近的厕所、最方便的车站在哪里。在家里，孙毅的车是不准私自动用的，可要是街坊邻居有急用，则随叫随到。南邻马家的媳妇快要分娩了，行动不便，孙毅告诉他们家人：“如夜里需要送医院，敲敲我家的门就行了。”后来，这位产妇果真在一天夜里坐上将军的汽车，进妇产医院生孩子。
老骥骨奇心尚壮，青松岁久色愈新。老将军用自己的言行，缩短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30多年来，他一直在给当年他关心的青年寄书和杂志。有病住在医院他仍然不忘这件事。此事感动了新华社《半月谈》杂志，杂志社领导特批100册杂志给他。
对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他也很关心。据孙毅身边的参谋安学奎介绍：逢年过节时，孙老都给身边的小战士发奖金，50元、100元。他让他们买书、学知识用。对已有小孩的工作人员，他便嘱咐，“钱是给小孩买书用的。”孙毅德高望重，为人好，又重感情。讲的是奉献，从不图名利。小战士都愿到他身边工作，耳濡目染，灵魂得到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