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强纷争的形势下，各国诸侯从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需要出发，纷纷“招贤纳士”，养士之风形成高潮。当时的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等国君，都曾广招天下之士；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卿相，养士皆以千计。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说明当时社会舆论已经以“士”的聚散来衡量一国政治的得失兴衰。特殊的历史条件，为士阶层的崛起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思想解放，少有顾忌，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尽心下》)，敢于公开表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公孙丑下》)养士用士制度，给士阶层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驰骋的机遇。于是“处士横议”，学派蜂起，诸子之学骤兴，他们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阐发各派学说，既互相辩论，又互相补充，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盛况，大大推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