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讲述语言文字之间的不同如何造成文化之间的不同，以及语言文字的诱导和暗示作用，并重点分析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别。首先我想给文化下一个定义。第一，我所说的文化是广义上的文化，是包括人、环境、知识、技术成果等一切别具特色的物质对象。第二，文化由方方面面的因素决定，我个人认为，文化由九大因素决定，即环境、语言文字、科技、物欲原动力、情欲原动力、权欲原动力、审美、阴阳、万物选择。语言文字只是其中之一。
那么语言文字又是怎样作为一种纵向的诱导或者暗示因素对文化产生作用，并且在很多场所表现为制约性因素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面临一个对语言学权威观点的挑战。西方语言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语言(包括文字)的形成是任意的，必然的因素很少，把人叫做人，把天叫做天，把男人叫做男人，把女人叫做女人，这些都是随心所欲的称呼，没有必然性。几乎所有教课书都把“人具有任意性”作为一个公理来看待，西方语言学界也认为这是语言学的基础。而我个人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我认为语言文字的产生昭示了一个规律性，即语言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特定因素的较深作用下必然要产生的。当然其中也有任意因素，任意是相对的，非任意也是相对的，但是哪一个是主要的，这其中有一个关系：早期往往是必然性因素占主要，慢慢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任意性因素才慢慢增强。越是远古，人类越不可能任意地创造一种文字或者语言，只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能像现代人一样进行抽象思维。远古人类的创造能力很简单，比如象形字产生于图画文字，而全世界的语言文字如果向前追溯，就会发现它们都产生于图画文字。文字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人类智力发展运行的轨迹慢慢地从具体走向抽象。而西方语言文字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其他文化借鉴过来的，并不是直接发展出来的。例如古希腊的语言不是自己从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而是借鉴腓尼基人的文字系统，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并加以改进发展的。因此，西方语言界误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任意的，其实，腓尼基人的文字如果向前追溯，也要追溯到象形文字、图画文字。最初的语言文字不外就是世界的缩影在人类大脑中的表现，西方语言学家往往忽视这一点，从而得出语言是任意的这样一个结论。在我们国家也有些人提出过独特的看法，比如王安石在1076年提出，字形、字音都符合天地万物之理：“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斜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人当时的能力只可能产生能力所及的语言和文字，不可能产生非常充分的一整套有内在联系的语言系统。所以王安石的观点应该受到重视，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语言文字史上提出“语言不是任意的”这一观点的人。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人类语言文化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同时还提出一个语言学的观点，叫做“互构语言学”，即外部世界和人自身世界的互构。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语言文字是如何潜移默化地纵向地影响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你到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看一下语言，听一下声音，就会发现这种语言的发音和其整体文化状态、精神面貌有一种契合的东西。希腊语、日语、英语、德语，它们的精神风貌和语言声音都差不多。
我们试图来解释语言文字是必然的，并且不同程度地制约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发展。这些有时候容易在口语当中表现出来，一个简单的字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例如在英语当中，你(you)、他(he)、她(she)、我们(we)、他们(they)都不大写，只有一个代词大写，就是我(I)，因为“我”是最重要的。英语语言特点充分体现了西方的个人主义。
在中国则刚好相反。同样称呼“我”，中国人不仅不会大写，还用别的方式来表述：在下、鄙人、奴才等，皇帝自称寡人或者孤，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受尊重的位置上，尽量去尊重别人，这是一种克制自己的心态。仅是一个代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中西两种文化是分道扬镳的，很多东西在极性上是相反的。
很多学者，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些学者容易走向极端。例如说写信，我先写地址，再写收件人；可是如果要给西方人写信，把这些东西都倒过来，先写收件人，然后是地址。我按照中国式的写法习惯了，所以到了西方就非常不习惯。出国时，西方有关人员还要把你的姓和名颠倒过来，我就跟他争论，中国人在翻译外国人姓名时根本就不改变其位置，而中国人到国外姓名位置却要被迫改变。西方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在侵犯你，他认为是天然的，因为他的价值观就是那样。
当然，这种现象现在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在中国大大小小外语专业都持这种特点。我们应该尊重外国，可是外国人尊重过我们的价值观吗?语言文字这种看似非常简单的东西，蕴含的价值观其实是非常重大的。如果外国人通过语言控制我们的命运，改造我们的语言，就能改造我们的性格、改造我们的前途，他们有这个威力。
下面进一步谈谈中西语言文字之间的基本差别。大家学过外语很容易就知道这种差别，但我要把问题说清楚，还是要凸现这种差异，然后看这种差异如何对文化产生一种诱导的作用，继而引起何种文化效应。具体可以从语音、语形、语义、语法四个方面的差别来看。
第一，语音的差别。语言是语言，文字是文字，不应该将二者合在一起说，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说法，还是尊重习惯。汉语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单音节，一个音一个字，或者一个字一个音，而且大部分都是开音节。什么叫开音节?例如“kai”就是开音节，如果是“kait”就是闭音节了。如果是闭音节，中国的拼音文字就不可能实现。另外，汉字每个字有韵调，有“一二三四”声，很规则，而且声音很响亮。西方的语言文字主要是单音节，同时还有多音节的，这些多音节词成为与中国语言文字区别的关键特征。此外，西方语言文字还有轻音节或是重音节，用轻重音表示语调。
中西语言文字这种区别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造成一种什么效应呢?这种效应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由于我们一天到晚一直在说一种语言，自出生以来就要天天接受它，语言给予我们一套实践的模式和崭新的世界观，我们不知不觉中便受其熏陶，并且不知不觉地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外部的世界。用这种语音效果来创造诗歌等文学作品时，押韵也跟语音相关。中国的诗歌和外国的诗歌不一样，从语音上来说，西方诗歌在押韵的时候会有很多转韵的地方，即多元韵式，前两行押韵，或者隔行押韵，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韵式是ababcdcdefefgg。多元韵式并不是西方语言文字(尤其是印欧语系)的优点，而恰恰是它的天生缺陷。因为这种文字多音节多，能够押韵的词的数量就少了，因此诗人便创造了转韵、间行韵等方法。而中国的诗人则不用着急，一个音可以表达很多字。例如“jia”，可以是“家”，也可以是“佳”、“嘉”、“加”，很容易押韵。在英语中不可能找到这么多同音词，这必然造成英语文学中多元韵的形成。而中国语言文字押韵的得心应手使得诗人可以写出一元诗，一韵到底，如四言、五言、七言，以及后来的词、曲等。一元韵的艺术效果很强，而艺术效果要有感染性，就要使得韵脚是单一的，不断变化的韵脚使人的印象不深，诗歌的音乐感也相对减弱。法国文学家萨塞说，艺术作品的感染性取决于它的片面的强调性。
第二，语形的差别。语形就是文字的外形，甲骨文、金文、小篆，形状不一。这些文字有一些什么因素打动了我们呢?我们注意到，汉字的结构是方块型、建筑型，是立体的，笔划上下左右都可以通，象形的味道非常浓，它诱导我们把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汉字是自然界存在外貌的浓缩和简化的形式。
而印欧语系的文字则不同。举例来说，希腊字母，包括英语、德语、拉丁语，都符号化了。它不是立体型结构，而是平面的、流线型结构，没有象形的味道。这样一来产生一种什么效应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将之与自然界联系起来，失去了人这个主体和自然界客体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文字也强调了一些因素，它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符号化的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文字，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联系，即事物之间的联系，有很强的人文性，把人的轨迹打在文字上面。汉字的人文性不强，但是汉字的自然性很强。中西两种文字的外形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文化的潜在因素。
那么字形给文化带来一种什么效应呢?首先，在中国，汉字带来一种感受力很强的效应，例如书法的产生，诗词中写景的特点非常突出，象形字就是图画，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首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字一看起来情不自禁就是诗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写景的诗非常美，一念就会进入那种境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逻辑上推理是没有逻辑性的。“鸡声”，先从声音上吸引人的注意力，给人一种空间感，由“鸡声”而牵连到“茅店”，然后是“茅店”上的月亮，把空间一下打开，气氛一下子营造出来。接下来是“人迹板桥霜”，但作者不先写“霜”而先写人，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把人的脚印(人迹)放大，然后再镜头放大到“板桥”，最后说“霜”。这种把个人感受的顺序倒过来的表现手段，类似电影中的蒙太奇。蒙太奇技巧大师爱森斯坦说，蒙太奇这种技巧就是从中国诗词借鉴过来的，中国的诗词，就像一幅幅的特写镜头。这样看来，汉字的优越性一下就体现出来了，而印欧语系的文字在这方面则很逊色。
中国的诗词很整齐，像豆腐干，西方的诗词则长长短短不很整齐。整齐暗示着诗本身的哲理性、规则性很强，暗示这首诗不是一般的东西，不是随便发挥的，而是有非常严格制约的诗。另外从排列上来看，汉字排列起来非常容易，印刷也非常容易。
西方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汉字或汉语是一种描述性、艺术性的东西。因此，中西两种文字系统的差别表现在诗词上是一目了然的。诗主情，诗应该是真挚的，是一种心地流露的感情，汉字便诱导诗人去写景、写情，情景交融而忘我。莎士比亚的诗是伟大的诗，很美的诗，但是与中国的诗相比，莎士比亚的诗简直不叫诗，且枯燥无味，其中原因就是西方语言文字的先天性缺陷。这也是中西语言文字之间的鸿沟造成的。
第三，语义的差别。中国文字和印欧语系文字语义上的差别，来自于语音和语形的差别。中文汉字可以一音多义，多义词多势必造成表义的模糊，但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能力。印欧语系的多义字相对少一点，为什么呢?西方人在需要表达一个比较确切的含义时，可以新造一个词，很精确，一个字就是一个含义，但相对说来，词的分类就会多一些。这样一来造成一个什么效应呢?还是以诗词为例，中国文字的多义性造成中国文化的概括性强、综合性强的特点。西方语言文字，定义性的功能相对强一些，由于条分缕析的能力强，就会促使人们走到求真的路上去，尽量模仿自然。因此，西方文字表意精确性比较高，这也造成西方文化的精确性。
第四，语法的差别。语法差别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词法差别和句法差别。在词法方面，汉语言文字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既是优点，又是缺点。优点是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甚至可以有“回文诗”，正念、倒念都可以，这也造成汉字的创造性很高。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虽然看似定位功能很强，但是也意味着比较机械。例如拉丁语，每一个词后面都要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词的词性和词态。中国的汉字是绝对自由的，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因此，印欧语系限制性太大。这样一来，中西两种语言文字势必把两种文化引向不同的方向。汉语的缺陷在于其词法结构、语法结构不太发达，介词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汉语靠什么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呢?即靠语形和语音。例如“山”字，看起来像一座山，表达的含义非常生动。任何事物如果在一个方面有缺陷，它就可以找出另外一种因素来弥补；反之亦然。所以，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自协调、自组织、自构序的，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在最初发展的时候，也一定会受这些规律的制约。
最后把中西语言文字的特点综合一下。汉语言文字是一种立体的建筑型的因素，而西方的文字是单维的流线型的因素多一些；汉语象形性因素比较多，而西方是符号化因素比较重；汉语的自然性比较强，且是多向综合性的，而西方是单向推理性的；同时由于语言文字跟自然界是贯通的，汉语言文字很容易与自然界沟通，是情感性的文化，而西方语言文字所诱导出来的往往是理智性的因素；中国文化的科学性比较弱，而西方比较强，造成西方人思维的轨迹感很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视觉型的文化，西方的则是精确型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以语形为主，西方的文化则以语法为主，因此中国几千年来文字学特别发达，而西方的语法学特别发达；中国文化的灵活性强，西方文化比较死板，容易走到极端；中国的文化是文字导向型文化，西方的文化是语言导向型文化。这就是中西语言文化的基本差异。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我们对语言文字的功能还能有所阐述。第一，语言文字本身有思维模式的功能。由中国的文字可以摸索出一种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不断变化；西方的文字讲究二元对立，二者必居其一。因为西方的语言成分过多强调语法，所以不能像中国一样，将对立的东西联合起来。
结合到具体文化层面上，例如哲学。一个哲学家进行思考的时候，所需第一要素肯定是语言，有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就会有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例如，中国汉字本身是“天人合一”的，因此自然而然就让人感觉到天和人之间的存在；而西方人则一定要分出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
从艺术上加以比较，中国的语言是以“我”为主，西方是以“物”为主，即使一整套词法结构也一定要找到一个中性的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延伸到科学技术上，就会发现，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语言文字的影响。中国的技术非常发达，但科学、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弱一些。理论性的东西逻辑性非常强，而西方语言本身就具备很多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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